企業文化怎麼建立和提高？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有兩種極端的表現，一種是不知道如何著手，另一種是根據理想模式削足適履。如果說在實踐中效果不盡理想，那麼我們從《呂氏春秋》對音樂來源及其規律的獨特論述中，可以受到一些有益地啟示。
生成於“化”：超脫於管理衝突
《呂氏春秋》認為音樂是人對實踐生活的能動反映：“凡音者，產乎人心者也。”人心指得是對現實的感受。例如：大禹在帶領人們治水的時候，在途中認識了塗山氏之女，兩個人情投意合，大禹的家人也在安排迎娶塗山氏之女。但是大禹突然接到水災險情報告，在準備舉行結婚典禮的那一天，來不及與塗山氏之女告別，就趕到南方巡視去了。塗山氏之女並沒有責怪大禹，日夜等著他平安歸來。塗山氏之女生了病，掙扎著也出不了門，就叫她的侍女在塗山南面等候大禹的訊息。她自己作了一首歌，歌曰：“候人兮猗”，感人至深。相傳，這就是我國最早的南方音樂。周公和召公的時候，曾派人採風，收集到了塗山氏之女的這首歌，稱之為南風。後人把它編入《詩經》，叫做“周南”、“召南”。
這個故事講的雖然是音樂的起源，實際上也反映了文化起源的一般規律，企業文化也是一樣。所謂“感於心則蕩乎音，音成於外而化乎內”，即為文化。這種“化”有三層意思：一是心中有“化”的需要，二是要外“化”為包括音樂在內的表達形式，三是可以內化於心靈。說白了，就是要“化”解現實衝突，或者促進現實衝突在心靈裡得到解決。企業管理難免會碰到這樣那樣的衝突，管理者受到各種資源、條件的限制，有諸多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團隊、員工及其親友往往要在兩難中做出選擇。作為現實選擇的平衡和補救，用文化的形式表現出來，就是企業文化的雛形，就像塗山氏之女的吟唱一樣。
一般說來，下述三種功能的表現形式就是企業文化。第一，工間娛樂。在緊張的勞作之餘，使人們的心身得到相當程度的放鬆。《呂氏春秋》中舉的例子是，人們在勞作之餘，拿著牛尾巴，邊歌邊舞，叫“牛尾巴”舞。雖然有消遣的意思，但和媚俗和單純的尋歡作樂不同。第二、訴求溝通，類似於老闆、員工、親友之間的聯誼活動。《呂氏春秋》裡講，炎帝生活的年代，天下多風而熱，往往收不到果實，炎帝就指定一個叫士達的大臣製作出五絃瑟，祈求陰氣。這實際上是向當時的人們做出一種姿態，希望人們能夠相互體諒。第三、自覺敬畏。《呂氏春秋》裡常常提到的祭祀音樂，就和人們的信仰密切相關。
當然，企業文化有助於管理衝突的解決，以相對“超脫”的形式表現出來的，一般是“土生土長”的。如果管理者不知道怎樣建立企業文化，說他不知道內部衝突是不可能的，那只是說他無暇顧及解決衝突的“超脫”形式，沒有去“採風”，更沒有將其推廣開來。“克隆”外來的企業文化並非沒有可能，只不過其成敗取決於能否發揮上面提到的功能。如果“克隆”是在強化管理衝突，直接作為管理的手段，那就不僅難以在本企業紮根，而且是企業文化建設的南轅北轍。
規劃於“律”：愉悅中蔚然成風
企業文化的“土生土長”，並非自流放任；《呂氏春秋》所提到的採風，是一個加工提高的過程，比如葛天氏之樂中的“八闋”，就囊括了農業社會的基本特徵：“載民”是指對民眾的愛戴，表現重民思想。“玄鳥”中的玄鳥就是燕子，是那個時代的母系圖騰，該樂章是對祖先的歌頌。“遂草木”之遂，在古漢語中是順從、成功的意思。“遂草木”就是讓草木得以繁榮茂盛的生長，反映了古人的環保意識。“奮五穀”即奮力地去爭取五穀的豐收。“敬天常”就是希望上天按照常規進行，不要出現災變。“達帝功”是向祖先宣誓，要達到祖先那樣的成就。“依地德”表現的是對土地的崇拜和歌頌。最後一個樂章“總萬物之極”，表現了對“大同”的憧憬。從八個樂章的篇名可以看出，那時的“牛尾巴”舞絕非率意而為，反映了葛天氏為帝那個時代政治的謀篇佈局。
在《呂氏春秋》對樂律內在結構的闡述中，我們可以看出樂律與社會生活節奏的共振。也許我們很難理解那種將十二個音律與十二個月的節氣、政事對應起來的做法，但是可以受到的啟示是，企業文化必須和經營規律合拍，否則就不能叫企業的文化。企業家不是音樂家，即使是儒商也不能僅僅以文化大師自居，企業文化往往需要作為經營活動的一種精神支撐。因此企業文化的開展要有整體規劃，規劃於“律”，即根據創業週期、產品週期、產業週期統籌安排，提供備份，到什麼節律點就唱什麼“歌”，實現文化與經營規律的共振。
企業文化活動的開展規劃於“律”，是需要上升到制度層面的；但是企業文化的制度安排是為了讓人們樂於接受，理想的狀態是愉悅，而不是相反。一般的管理制度的執行，有一定程度的強制性；而企業文化的制度安排應當弱化其強制性，使其更像一套預設、識別系統。就像看到紅燈要停，聽到起床號要離開床一樣；雖然依託的是制度的強制性，但是其直接的表現是提醒和鋪陳，不乏善意。值得警惕的是企業文化的'“硬化”傾向，比如將軍事化的管理搬到企業，使得制度的強制性更加突出，就很難說這是一種健康的企業文化。
員工的愉悅，同樣與企業的經營管理有關。即產生“樂於”奉獻的動力，甚至“樂於”做出各種形式的犧牲；制度的強制性雖然可以獲得當下的執行，卻容易產生逆反心理，還會出現按倒葫蘆浮起瓢的尷尬情況。所以，讓員工愉悅的接受管理制度，使得愉悅的執行蔚然成風，就能充分體現一種管理的智慧。所謂蔚然成風，就是在管理者不在場或者無法現身的情況下，員工也會習慣性的按照制度的要求去做。當然，它是和管理者能夠獎勤罰懶、不分親疏、言而有信的作風密切相關的。
提升於“適”：律己的老闆文化
《呂氏春秋》結構嚴謹，但是在談到最美的音樂——制樂（至樂）時，卻文不對題，講了一個“至治”的故事：宋景公上任不久，發現天上有代表災變的“熒惑”星出現在宋的分野，非常恐懼，把太史官子韋叫來想一個避災的點子。子韋說：“可以設法將降臨於君的災禍轉移到宰相身上。”景公說：“宰相承擔著治國重任，我不能害他。”子韋說：“可以把災禍轉移到老百姓身上。”景公說，沒有老百姓，我給誰當國君？這更不行。子韋說：“把災禍轉移到今年的收成上也可以。”景公曰：“那不等於去害老百姓嗎？你別說了，還是讓我獨自承擔。”子韋拜倒在地，說：君上有如此胸懷，上天有知，一定能逢凶化吉。這天晚上，熒惑災星果然遠遠離開了宋的分野。
這種“偏題”當然不是呂不韋及其門客的疏忽，其立意正在於此，叫做“欲觀至樂，必於至治”。放在企業建設的語境中，意思就是：最好的企業文化來之於最好的企業管理舉措，取決於老闆和管理者的模範行為。《呂氏春秋》稱之為“適音”，給我們指出了一條怎樣提高企業文化境界的思路。適音之“適”，在企業文化的語境中，一方面是說，企業文化本身的層次高低只要對企業合適就可以了。不必追求高、精、尖的包裝，也不要因為屬於“土鱉”之列而自卑。另一方面則要求管理者自覺接受企業文化的節制，積極適應健康的企業文化的約束，不能濫用指令性的管理制度以勢壓人。
後者的“適”，是管理者對管理中出現問題的反求諸己，是對“老闆文化”的揚棄。創業初期，老闆的言行對企業文化的形成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企業文化的不少內容直接就是老闆的創業“頌歌”，在形式上也留下了創業者個人秉賦的烙印。但是這隻能說明過去；當企業文化的模式初定之後，無論是創業元勳還是“空降部隊”，必須適應現在，關注未來，替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負責。這時候所說的老闆文化，已不再是老闆說了算，而是專指文化對老闆的“束縛”。在這個意義上講，企業文化的完善，是否屬於“最美”，完全取決於它對老闆和管理者能夠產生多大的約束力。
當然，企業文化的完善還要同時解決員工“其樂不樂”的問題。企業文化在形式上完美了，但是員工還是高興不起來，《呂氏春秋》把類似的現象叫做“其樂不樂”。企業文化難以產生凝聚力，不僅僅是錢的問題，“樂之弗樂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後樂”。按照美國心理學家赫茨伯格的說法，錢只能使得員工“沒有不滿意”，而並非必然會給他們帶來快樂和愉悅。而後者取決於員工對自己社會地位的比較，包括尊嚴和自我價值的實現等等。根子還是在管理者身上，需要管理者反思自己的管理是否公平、公正，是否對員工給予了應有的尊重。東西方文化在這裡殊途而同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