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職指導：高知識人群失業加劇：奢侈不起的浪費
高知識人群失業：勞動力市場奇特現象
主持人：兩位好。今天我們來談一箇中國奢侈不起的問題：高知識人群失業問題。據勞動與社會保障部發布的資料，截至今年6月底，我國城鎮登記失業人數已經超過了800多萬，登記失業率為4.2%。如果加上沒有登記的失業人口和其它失業人口，現在的失業率遠遠不止這些。與此同時，在對失業人群的分析中，我們發現高學歷人士數量明顯增多。失業群體有向高知識、高學歷群體發展的跡象。這是為什麼呢?請兩位談談你們的看法。
賴德勝：就業問題確實是一個政府不敢忽視、影響面很大的社會問題。特別像我們這樣的國家，現在出現了高知識人群失業現象，更值得關注。因為我們國家總體上才剛剛步入小康，培養一個大學以上學歷的人，無論是從家庭還是從社會來講，都可以說代價巨大、成本極高。如果這樣一些人也流入失業行列，那將是消受不起的巨大浪費。我們還沒有奢侈到這樣的地步。因此，這個問題不能不引起大家的警覺。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失業人口經歷了一個隱性失業顯性化的過程。隨著企事業單位改革力度的不斷加強，我國的失業問題開始變得日益嚴重。據統計，截至今年6月底，我國城鎮登記失業人數接近千萬人。
一般來說，失業者通常都是文化程度較低、缺乏一技之長的勞動者。但是，近兩年，我國的勞動力市場卻出現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奇怪現象，就是過去從來都認為不可能失業的高學歷高知識群體開始加入失業隊伍，而且呈逐年擴大的趨勢。這其中，最為典型、也是目前社會上最為關注的就是大學生失業問題。
今年7月，由團中央學校部、北京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合作完成“2006年中國大學生就業狀況調查”的調查顯示，今年全國應屆大學畢業生已簽約和已有意向的人數僅為49.81%，不到畢業生總數的一半。拿就業形勢相對較好的北京來說，也差不多有40%的大學畢業生未能在離校時找到工作。
而人事部的調查資料則更為悲觀，2005年全國高校畢業生338萬，2006年為413萬，比去年增加了75萬，增長率為22%，而全國對高校畢業生的需求預計約為166.5萬人，比去年實際就業減少22%。這意味著將有六成應屆畢業生面臨崗位缺口。這種說法雖然很快就遭到教育部的反駁，但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卻是誰也不可否認的事實。
李長安：更為嚴重的是，我國的高知識人群失業還不僅僅停留在專科本科這個學歷層次，研究生乃至留學歸國人員這些昔日的“天之驕子”也捲入其中。據統計，截至2005年，研究生擴招年遞增速度平均超過了26.9%，而研究生的畢業人數也屢創新高。根據有關部門近期對不同專業的研究生進行的隨機調查，近半數認為，就業前景“很可能還不如本科畢業生”。
至於曾風光無限的海歸留學生，現在的就業形勢也大不如前。據統計，從1978年到2003年底，共有70.2萬人出國留學，其中學成回國的有17.28萬人。這17萬多的“海歸”，正活躍在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資料顯示，教育部直屬高校中，“海歸”擔任校長的佔78%，在博士生導師中佔63%，在國家級、省部級教學、研究基地(中心)、重點實驗室主任中佔72%。大批“海歸”們在教學、科研等重要崗位佔有很大比例，發揮著重大作用。
此外，在經濟轉軌過程中，中國出現了大批新興崗位，湧現出了大量新型人才，如律師、會計師、諮詢人才和中介人才等，這其中“海歸”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對中國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海歸”作為中國一筆寶貴的人才財富，得到了社會的廣泛認可。
但是時過境遷，隨著國內經濟的發展和海歸人士的逐漸增多，海歸人員的就業難問題也開始浮出水面。據世界人力資源實驗室近期對隨機抽取的1500多個“海歸”樣本統計的結果顯示，有35%以上的“海歸”存在就業問題，40%“海歸”感覺自己的職業方向出錯。而2004年底的另一項調查顯示，只有57.5%的”海歸”能在歸國6個月左右的時間裡找到工作。“海歸”變成“海待”現象很值得深思。
高知識人群失業：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主持人：高知識人群失業在我們這樣一個急需各類人才開發新的就業領域、推動經濟發展的國家，實在是匪夷所思。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對我們又意味著什麼?兩位能否從這個角度談談高知識人群失業對我國經濟長期增長的衝擊?
賴德勝：確實，你提的是一個奇特而又沉重的話題。大家知道，就業作為巨集觀經濟的核心問題之一，是影響一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而失業人數的規模與結構，對經濟的穩定持續增長影響尤為明顯。要分析我國目前的失業問題，只能從我們特殊的國情出發來解剖。
首先，勞動力市場的制度性分割，阻礙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造成了奇特的失業現象。現在，之所以會發生高知識人群失業問題，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國的體制改革還沒有完全到位，大學生的培養和就業仍存在著體制性障礙。結果是大學畢業生在選擇工作時一般會首先考慮留在城市，很少從一開始就考慮去農村。據估算，在城市大學畢業生佔總人口的比重可能超過了20%，而在農村則不到1%。
由於戶口、社會保障、生活條件等因素，學生大量積壓在大中城市和東部沿海地區。現在的問題是，一方面高知識群體在城市或東部地區大量積壓，另一方面卻是廣大農村或西部地區人才資源嚴重匱乏。而教育本來是改善收入分配狀況的最有效的方式，但由於人才與知識的分佈不均衡加劇了城鄉和地區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特別是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我國的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逐年擴大，從而使大學生更不願意回到農村或中西部地區就業。正是這樣的經濟與人才格局，導致了高知識群體的區域性性過剩。
其次，高知識群體的失業不僅是教育資源的極大虛耗，而且是家庭和社會資金的巨大浪費。對大學生個人來說，不僅有長達十幾甚至二十幾年的人生時間投入，而且還有家庭鉅額的經濟負擔;對社會來說，每年以億為單位的教育投資是政府財政支出中很重要的一筆，是巨大的社會投資，如果一個大學生在接受教育後失業，那麼全部的教育投入將難以獲得應有的回報。
這裡，我們不妨從個人教育收益率的角度來觀察，世界銀行在1980年代初對44個處於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國家高等教育收益率進行了統計，其中，開發中國家和已開發國家分別為13%和9%。另據有關專家對我國2000年教育收益率的測算，我國的教育收益率僅為8.47%。這就說明，在我國接受教育可能得到的收益，不僅大大低於開發中國家，也低於已開發國家的平均水平。
政府財政是教育資金的主要來源，而高知識群體失業現象的存在，正說明了我國教育財政的低效率。據教育部的估算，目前我國培養一個本科生的成本至少為4至5萬元，碩士和博士的培養成本則更高。如果假設每年有100萬大學生找不到工作的話，就會有500億元教育經費被浪費掉。這對於我國本來就捉襟見肘的教育經費來講，無疑是雪上加霜。
從目前看，人力資本對西方已開發國家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超過了70%。對我國的研究也表明，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在逐年上升，目前也已經達到了40%左右水平。現在，高知識群體失業的.大量湧現，必然削弱我國經濟發展的長期動力，降低經濟增長的質量與效益。
李長安：高知識群體失業現象的存在，還反映了另一個問題，也就是我國產業結構的失衡。目前，我國的產業結構雖然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依然呈現出產業集中度低、產品結構落後、地域佈局不合理、技術水平低等特徵。換句話說，現行較為落後的產業結構難以承受由於大學聯考擴招、留學人員大量回歸等帶來的勞動力結構猛然升級而形成的短期壓力。用勞動經濟學的術語來說，這就是典型的“結構性失業”。
此外，高知識群體失業對抑制消費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這主要表現在：一是限制了中等收入階層的進一步擴大。高知識群體是構成我國中等收入階層的主要人群，但高知識群體失業問題的存在，延緩了中等收入階層形成的程序，也削弱了國家出臺了一系列培育中等收入階層的政策和措施的效力。
二是高知識群體失業也導致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者實際或預期收入水平的降低，削弱了他們的消費能力。一項全國範圍的調查顯示，繼2003年大學生遭遇就業難後，2004年大學畢業生的起薪將比上年降低25%至30%，而2005年的月薪較之前一年又有下降。這對擴大消費也有非常明顯的負面影響。
如何應對高知識群體失業新挑戰
主持人：是否可以這樣說，現階段高知識群體失業是我國經濟轉軌時期出現的特殊現象，它反映了我國經濟存在的深層次結構問題，特別是城鄉經濟二元結構問題，是導致這種奇特現象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為了避免這種現象的加重，防止其對我國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造成衝擊，我們應該採取哪些措施呢?
賴德勝：這樣說吧。我國現階段出現的“知識型失業”，並不完全意味著高等教育規模的發展已經超過了市場需求，這種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國經濟轉型時期制度安排的特有產物，具有結構性與轉型性的特點。為此，應該採取如下措施：
一是消除造成勞動力市場分割的某些不合理制度，降低勞動力的流動成本。同時加快戶籍制度改革，營造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制度環境，讓知識勞動者在市場競爭中尋找就業的最優位置。
二是對高等教育發展的適度規模重新界定。從技術進步與熟練勞動力供給的關係看，我國在長期內應該把教育發展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以此促進技術進步，推動經濟的發展。
我們不能以當前出現的“知識型失業”簡單地斷定我國的教育規模已經“過度”了。我國的高等教育剛剛進入大眾化階段，2004年的毛入學率為19%左右，還有很大的發展餘地。但是，高等教育適度規模的確定，不僅要考慮經濟發展的階段和水平，而且必須考慮所處階段的制度環境。
由於大學畢業生就業主要是以城鎮單位為取向的，在某種意義上，適度高等教育規模應該以城鎮人口為統計基數。在制定教育長期發展戰略時，要把現階段面臨的制度約束和經濟發展需要結合起來，在滿足經濟發展需要、保證高等教育規模擴充套件與勞動力市場發育相協調的前提下，使其保持一個相對超前的發展速度。
李長安：除了上面賴教授提到的重視勞動力市場建設之外，我認為還應該重視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這是解決知識失業問題、實現建設“創新型國家”的目標、保持國民經濟長期持續增長的根本之道。
首先，推動產業結構的梯度轉移，加快農村和西部等落後地區產業升級的步伐，以此作為吸納知識勞動者就業的“大容器”。這樣做既有利於解決知識失業的問題，又能加快落後地區的經濟發展，促進經濟的平衡發展。
其次要營造良好的招人用人環境，充分發揮創新型高層次人才的潛能，防止“過度教育”導致的人才浪費。當然，知識勞動者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自身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當中的市場定位，重新調整自己在勞動力市場當中的薪酬預期和職業定位，努力使自己的知識價值實現最大化。
近些年來，高知識群體失業問題引起了全社會的廣泛關注，更引起了新一輪“讀書無用論”思潮的再度氾濫。在“科教興國”、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大背景下，高知識群體失業現象就顯得尤為引人矚目。
從國際經驗來看，高知識群體失業的情況在各國幾乎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而在開發中國家的工業化過程中尤為明顯。比如，在上世紀50年代初，印度的大學畢業生失業總數為2萬人左右，佔全部失業人數的12%，70年代達到120萬人,佔失業人數的20%左右，80年代大學畢業生失業人數卻多達150多萬人。
我國的高知識群體失業現象主要出現在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據統計，我國高校畢業生就業率在1996至2005年期間分別為93.7%、97.1%、76.8%、79.3%、82.0%、90.0%、80.0%、70%、73%和72.6%，總體呈下降趨勢。
毫無疑問，高知識群體失業現象的存在，反映了勞動力市場存在著較大的缺陷。造成知識型失業的原因有很多，但經濟轉型過程中產業結構調整的滯後是其中的主因。也就是說，面對高校擴招浪潮和歸國人員日益增多的衝擊，相對落後的產業結構呈現出很大程度的不適應，無法吸收由於勞動力知識水平和學歷層次突然猛增所帶來的壓力。
一方面，從三次產業結構來看，我國的第三產業發展緩慢，經濟重型化傾向嚴重，這不僅制約了普通勞動力的就業容量，也壓制了對知識勞動者的吸納能力。因為，在第三產業中，包含有許多適合知識勞動者的行業如金融服務、法律諮詢、資訊諮詢、保險證券、計算機和網路服務等等。
目前，我國的第三產業雖有很大的發展，但和已開發國家相比，依然較為落後。從第三產業增加值佔整個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看，2002年、2003年、2004年分別為34.3%、33.4%和31.9%，2005年有所提高，達40.3%，而已開發國家這一比例在70%左右。
從就業吸納能力來講，第三產業要比其他產業強得多。據統計，每投資100萬元可提供的就業崗位，重工業是400個，輕工業是700個，第三產業是1000個。令人擔心的是，就在我國第三產業發展緩慢的同時，經濟重型化的問題卻日益突出。過度的重工業化不僅對投資和資源造成了龐大的需求，也是造成經濟快速增長而就業能力下降“悖論”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產業結構的地區分佈失衡，削弱了其對知識勞動者的就業分流能力。在我國，越是經濟發達的地區，其產業結構就越合理;反之，越是落後地區，其產業結構就越落後。比如，在我國經濟發達的地區，2004年北京的三次產業結構比重分別為2.4%、37.6%和60%，上海分別為1.3%、50.8%和47.9%，西部落後省份如貴州的這三項指標分別為21%、44.9%和34.1%。
具體以知識密集型的資訊產業為例，據統計，2005年我國東部地區網民普及率達13.0%，高出國內平均普及率8.5%的4.5個百分點;而我國西部地區網民普及率僅有6.0%，低於國內平均普及率8.5%的2.5個百分點。
此外，再加上勞動力市場流動的重重障礙，結果是知識勞動者只能大量聚集在中心城市和東部發達地區，從而形成了中心城市和東部地區知識失業現象日益嚴重和廣大西部和農村地區嚴重缺乏知識勞動者並存的現象。
由此看來，要解決我國現階段出現的知識失業問題，必須在產業結構調整上花大力氣。一是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儘快遏制國民經濟重型化的傾向;二是加快地區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縮小產業結構的地區差異;三是大力提高產業發展的科技含量和技術水平。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消除知識失業和產業結構優化的雙重目標。
●近兩年，我國的勞動力市場卻出現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奇怪現象，就是過去從來都認為不可能失業的高學歷高知識群體開始加入失業隊伍，而且呈逐年擴大的趨勢。其中，最為典型、也是目前社會上最為關注的就是大學生失業問題。如果這樣一些人也流入失業行列，那將是消受不起的巨大浪費。我們還沒有奢侈到這樣的地步。
●造成我國高知識人群失業的主要原因包括：首先，勞動力市場的制度性分割，阻礙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造成了奇特的失業現象。其次，由於戶口、社會保障、生活條件等因素，學生大量積壓在大中城市和東部沿海地區，導致了高知識群體的區域性性過剩。再次，現行較為落後的產業結構難以承受由於大學聯考擴招、留學人員大量回歸等帶來的勞動力結構猛然升級而形成的短期壓力。用勞動經濟學的術語來說，這就是典型的“結構性失業”。
●高知識群體的失業不僅是教育資源的極大虛耗，而且是家庭和社會資金的巨大浪費。高知識群體失業的大量湧現，必然削弱我國經濟發展的長期動力，降低經濟增長的質量與效益。高知識群體失業對抑制消費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一是限制了中等收入階層的進一步擴大。二是高知識群體失業也導致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者實際或預期收入水平的降低，削弱了他們的消費能力。
-看點
在我國社會總體上剛剛邁入小康階段的時候，在全社會正需要知識型、創新型人材提升社會經濟整體質量的時候，在受過良好教育、有一定物質基礎與財富積累的中產階層有待進一步擴大的時候，我們的失業人群中卻過早地出現了高學歷人士的身影。這是為什麼?出現這種狀況有什麼後遺症?這是我們此次對話想要探討的問題。然而，這是一次沒有結束語的對話。因為有很多問題我們還來不及深入探討下去。
比如，從1998年起，我國普通高校招生人數的增長率一直以比GDp增長率高出近一倍的速度在高速增長。特別是1999年和2000年的擴招，更是拉出了兩根翻5到4倍的長陽線來。為什麼要擴招，當時的擴招政策是基於怎樣一種判斷，有沒有考慮過綜合經濟長遠效益問題，考慮過教育的投入與產出問題。
還有，學校在課程建設乃至人材培養方面，有沒有做過深入細緻的調查?有沒有對我國的產業動向做至少5到10年以上的預測分析?而管理部門有沒有做過跨部門的研究?從巨集觀的角度看，我們整個社會的人力資源配置，有沒有一個切合消費升級與產業變革趨勢的總體規劃?所有這一切，都是導致我們社會過早出現知識型失業的原因之一。
知識型失業在許多國家工業化程序中，都曾有過不同程度的表現。這其實並不奇怪。因為在經濟快速發展時，經濟結構的調整與文化教育之間往往會出現一定程度的滯後或超前，這就難免要出現一定程度的高學歷人群失業現象，但這種現象往往很快就會消失。因為高知識型人材通常自己會做出適應性調節。但在我國，這個問題這麼快就顯露出來了，似乎太早了點。因為從總體上看，我們的經濟還沒有發育到那種程度，我們還不能承受那麼奢侈的浪費。怎麼辦呢?方方面面是否也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