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只有在高階人物罹患精神疾病之事鬧得滿城風雨時才會談到職場壓力，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如今，這樣的事情似乎出現得越來越頻繁，或者說至少更公開化了。例如，曾任英國金融監管部門主管的赫克託?桑特爵士(Sir Hector Sants)去年10月宣佈因“疲憊和壓力”休假之後辭去了在巴克萊銀行(Barclays)的資深職位。勞埃德銀行集團(Lloyds Banking Group)執行長安東尼奧?奧爾塔-奧索里奧(António Horta-Osório)20XX年曾遵照醫生的指示休了病假，並於20XX年初重返工作崗位。瑞士最大的電信公司瑞士電信(Swisscom)執行長卡斯騰?施洛特(Carsten Schloter)被認定於20XX年7月份自殺，他曾公開談論過其工作的永無止境的責任。一個月後，即20XX年8月，蘇黎世保險(Zurich Insurance)首席財務官皮埃爾?沃蒂耶(Pierre Wauthier)也由於職場人際關係緊張而自殺。
這類事件的嚴重程度有所不同，有的是承受壓力的個人的極度不愉快體驗，有的則是令當事人及其親友、同事震驚的悲劇。它們也揭示出社會在應對心理健康問題方面是多麼地毫無準備，凸顯出人們對這種流傳廣泛的疾病(心理疾病如今是世界最流行的疾病之一)是多麼地缺乏瞭解。
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不過我擁有關於抑鬱症的第一手資料：上世紀90年代，我同意為政府的`一個心理健康專案公開亮相，也就是說，我“出櫃”了——“出櫃”這個詞用在這裡還挺像回事的。如今我是一家慈善機構“心商改變心理健康(MQ Transforming Mental Health)”的主席，這家慈善機構的目標在於為這一領域的重點研究籌款，併力爭成為為此募捐的領軍機構。不過，我知道商界能夠、也應該在這個領域起到帶頭作用——我對這方面的瞭解足以讓我認識到這一點。
這並不是因為職場是壓力的溫床——壓力與心理疾病並沒有直接關係，與自殺就更沒什麼關係了。許多人都在壓力的影響下不斷進步，而大多數人都挺過來了。壓力可以觸發心理疾病的誘因，但兩者不能混為一談。它們並不是同一枚硬幣的兩個面。
事實上，心理疾病就像高血壓一樣，是一種疾病。這聽上去似乎是在玩文字遊戲，但這一點十分重要。這有助於患者抵制那種“我必須擺脫這種情緒”的想法——儘管產生這種想法是可以理解的。這麼想並不能為他們帶來健康——正如只靠想象也不能降低血壓一樣。將心理疾病視為疾病有助於患者及患者周邊的人認真對待它們。
在我披露了我的狀況後，我最常聽到的問題是：“我應該公開麼?”對此我的回答是“不”。這麼做一旦傷害到你的生活可就沒什麼好處了。我們必須努力使心理疾病能夠被人接受，減少認為必須隱瞞心理疾病事實的人數，讓他們得到解脫，理解自己的疾病並尋求治療。
這就是為什麼商界領袖必須發揮帶頭作用。許多心理不健康的人士由於害怕對其職業生涯造成傷害而拒絕接受治療和拒絕討論他們的病情。如果CEO們能夠明確表示他們希望他們有類似問題的同事能夠站出來，並表示這麼做不會傷害他們的職場前景以及他們的疾病和其他疾病沒什麼不同，這將會很有幫助。
這麼將開啟一扇門。今年，在保守黨議員加文?巴韋爾(Gavin Barwell)的幫助下，我讓英國議會通過了一份心理健康(歧視)議案。由於斯蒂芬?弗萊(StephenFry)這些人的大膽努力——他們描述了自己所患的疾病，這份議案的通過幾乎沒引起任何負面反響。
但是消除心理疾患的恥辱感也只能起到這麼大的作用了。我們需要更好的治療手段。心理疾病患者的治療前景還不能讓人滿意：藥物和心理治療有一定效果，但不是對所有人有效，也不是永遠有效。自殺已成為一場全球健康危機——在我們生活的時代中，自殺是15到44歲人群的首要死亡原因。由心理疾病導致的能力喪失以及早逝不僅僅是由社會問題造成的。我們對大腦運作機制幾乎沒什麼瞭解，這成為人類攻克心理疾病的最大障礙。
不過這種現狀也正在改變之中。基因測序以及核磁共振(MRI)掃描令我們能夠更好地觀察大腦的運作，並確定怎樣的機制會造成有的人感覺不適而其他人不會如此。對來自這類研究的大規模資料集合進行分析則為理解心理疾病開闢了新戰場。MQ的設立就是為了協助和鼓勵這一程序。
基本上每位閱讀到本文的讀者都接觸過心理疾患，要麼是他們曾親身體驗過，要麼是他們的家庭成員。對於任何在商界處於權威地位(或任何實際上處於招聘一方的)的讀者來說，我發出如下請求。希望您認識到，商界在令人們廣泛接受心理疾病，將之視為“普通問題”的過程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而只有這樣施洛特和沃蒂耶這類人的悲劇性死亡才會大大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