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什麼情況之下，你會接受死亡?你會覺得死亡並沒什麼不好?下面是小編推薦給大家的你為什麼會覺得死亡是一種誘惑?
自殺的稜鏡
“在什麼情況下，自殺是合理的甚至是恰當的?”耶魯大學教授雪萊·卡根穿著格子襯衫和牛仔褲，盤腿坐在講桌上發問。在他著名的選修課《死亡哲學》的倒數第三講，他向底下的同學提出“讓我們談一談自殺”。這個課程的錄影被放在網路公開課上，獲得了數億次的點選量。
這個讓人想起加繆的那句話：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就是自殺。而在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看來，“自殺，一個已是太多。”他們將這句乾脆明確的話當做自己的口號，致力於阻止、減少每一例自殺。這跟許多致力於預防自殺機構的目標不謀而合。
看起來，有兩個“自殺”。一個是更為抽象的哲學探討，一個是挽留每一個鮮活生命的行動。前者借自殺追問生命意義和美好生活的組成部分，後者拒斥自殺以保證“活著”，因為活著才有快樂和幸福的可能。細想一下，兩個“自殺”其實指向同一個問題，即如何追求幸福和美好生活。
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主任葉兆輝參與的研究報告《2002-2011年中國自殺狀況》今年釋出。報告指出，過去十年中國的年平均自殺率下降至每10萬9.8人，降幅達到58%。下降主要得益於年輕農村女性，中年男性的自殺率並未隨著整體減少而走低。主要的憂慮指向老人，不論在城市還是鄉村，老年人自殺率居高不下，從2008年開始保持不變甚至回升。
因而，自殺問題亦提供了一個觀察社會和人心的視角。這片東方土地上，自殺問題如何發生，有何特點，拯救如何可能?
抑鬱症候群
31歲生日那天，木碗在橋上猶豫不決。她不知道這天是否應該服從腦子裡不斷響起的命令：從橋上跳下去。
電話突然響了。同學祝完生日快樂，順嘴問了一句你在哪裡。木碗支吾著說外面。對方察覺到了什麼，不斷打電話來問她所在的地點。憑著電話裡的風聲和汽笛聲，他判斷她在江邊。同學趕來，一把拉下已經跨坐在欄杆上的木碗。這不是木碗第一次企圖自殺。她試過割腕、開煤氣、吃安眠藥、撞車，在跳樓前被人及時阻攔。她後來說自己一再自殺而一再未遂，是罕見的幸運。
這是多年前的舊事了。現在木碗是人妻、心理諮詢師，曾長時間服務於抑鬱症公益互動機構。2005年4月9日，在經歷了四五年黑暗生活，多次自殘、試圖自殺後木碗被確診重度抑鬱。
幾乎是上海最有名的抑鬱症患者羅衛平跟木碗有相似的軌跡。這位前任的黃浦區法院高階法官在50歲時因抑鬱退休，有兩次、共六年的抑鬱症經歷。第二次是新世紀的頭五年，比之前嚴重得多。
像是陷在最深的泥沼裡，活著本身成了痛苦。“能說出來的痛苦都不叫痛苦，我沒法準確形容那種狀態。整夜失眠，把自己關在家不跟人交流，拒絕一切外界資訊，身體虛弱得好像隨時會垮掉……這是對自己和生活的否定，說白了就是對活著失去了興趣。”死可能是解脫，成了想得最多的事情。他設計過各種各樣的死法。又一次他想從樓上跳下去，被妻子一把抱住。而後他成了家人的密切監控物件。
他挺了過來。如今羅衛平63歲，是上海希望24h自殺危機干預熱線接線員。他不介意拿著自己抑鬱、想自殺的過往，去勸說別人。因為他是過來人，看得見那些人的痛苦。
我們頭次見面約在上海的地鐵口，他剛給一展覽拍完照趕來，風塵僕僕，人總是一副匆匆的姿態。兩頰瘦削凹陷，顴骨泛著潮紅，像長時間高揚的情緒所致。遞來的名片背面，滿滿地寫了十一個頭銜，顧問居多，從中可一窺他眼下忙碌瑣碎的生活。他喜歡把生活排得滿當，以創造價值感的來源。這據說是他遠離自殺意願的“祕訣”。除了這些“虛職”，他去了6次汶川參與災後心理援助，參與21次大學生支教，援建4所希望國小。
“都是打醬油。”他操著自嘲的語調，“別人說我是神經病。沒事兒，我自己開心就行。”這位老人樂於交流表達，但時不時，嘴裡的話就跳脫交談語境，跑偏到別處去。“可能是抗抑鬱的藥物吃多了，矯枉過正，搞得我有點兒‘躁狂’。”這話聽著，像真相和玩笑摻半。
在中國，63%的自殺者患有精神疾病，絕大部分是抑鬱症。木碗和老羅險些成為 “63%”的一部分。那時抑鬱還是件聽著挺遠的事兒。但近幾年，抑鬱變得高頻，好像大家的心理問題越來越多了。隨著媒體報道的推波助瀾，這一病症越發普遍地跟自殺聯絡在一起。貌似，中國的自殺問題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精神醫學問題。
這一判斷值得商榷。在歐美和其他已開發國家，超過90%的自殺者都被診斷出患有抑鬱或酒精、藥物濫用等精神疾病。中國的比例相對來說顯得低，並不符合西方對自殺與抑鬱症等緊密關聯的設定。
老羅搞不清這些理論，他的信條是能幫一點是一點。他算了算，自己一共勸阻了16名意欲自殺的抑鬱症患者，還不包括對那些自殺未遂者的心理干預。有的是對方撥打自殺干預熱線，接線員老羅用言語說服，併為其尋找親友或身邊人的支援。有時候，在生死麵前，他也違反那個24小時自殺干預熱線的“不準私下見面”的禁令，火急火燎趕往現場進行救援。趙嘉曾是他救下的人之一。
絕望的“誘惑”
趙嘉生活中的最後一點希望在1月18日徹底消失。至少他是這麼認為的。
一年前的上海，冬日，房東上門催繳拖欠許久的房租。可趙嘉口袋裡只有二十塊錢。外頭有數十萬的債務，這倒也不急於一時。但五萬元的法院到期執行是躲不過的。他被折磨得焦灼不堪，每晚依靠藥物才能入睡。
付不起房租的尷尬和窘迫成了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送走房東，他揹著黑色雙肩包，一路行至蘇州河邊。他在傍晚的河畔猶豫不決：要不乾脆跳下去，結束無望的生命?這不是趙嘉第一次想到死。他肩上的書包裡就放著把水果刀，作為另一種選擇的途徑。
希望是一點點從生活中剝離的。2002年，趙嘉因一樁自認冤屈的經濟糾紛入獄，四年後回到生養他的城市。但本擁有的一切都沒有了，房子、事業、婚姻、女兒，只剩年邁久病的雙親。基本生存都是個問題。
“我是一個上海人，出來連住的地方都沒有。你說一個人到了這步田地，是不是最壞了。”趙嘉那年四十歲，人生過半，從頭來過的機會渺茫。但他是從那高的地方掉下來的，“好的幾年時光”又都給了牢獄，如何能甘心?趙嘉重新下海，生意起起伏伏，舉債維持，還是走向困境。
“只要給我前面看到一點火光，我都能緩過來。但不能一點光都沒有。”一年後的上海，初冬，趙嘉坐在我的面前，描述那幾年是如何來了又走、不肯駐留。
獲釋後為了見女兒一面，他在她上學路上候了七個清晨。再相見的時候，小姑娘迎面走來，認不出他。趙嘉假裝路人經過，上去撞了她一下。 沒反應。再撞一下，女兒抬頭愣了：“爸爸!”大男人的眼淚立馬掉了下來，他一把抱住女兒。
為了留在女兒身邊，也為了有個容身之處，趙嘉向離婚的前妻提議“再試試”。於是他搬進了前妻和女兒的家，又在一家剛成立的文化傳媒公司尋得工作。父母在世，兒女在側，他好像得了轉圜。
他最在意的、和女兒的關係也恢復順利。“回去以後我沒有爸爸的樣子。我希望跟她做朋友，沒有代溝。我把自己的先生請出來給她補課，每週都陪著她去。我們在一起打打鬧鬧，有段時間也很聊得來。”十四五歲的姑娘生得乖巧，雖早早被母親告知趙嘉入獄的過往，對此隻字不提。父母親吵架的時候，她不說話，也從不責怪。
結果，生活向趙嘉撒了個謊。前妻沒有真正接受他。爭吵中，她會暴躁地指著趙嘉：“你出去!”話裡隱隱透著“我是主人”的輕蔑。女兒總是跟撫養自己的母親更親近些。不到一年，趙嘉搬了出來。一星期的時間，女兒的手機無法接通。前妻隱瞞了女兒的動向，趙嘉再沒見過他的孩子。
生意開始虧損，趙嘉需要資金迴轉，向身邊的朋友開口。要面子，他沒說虧了，只說想做事、缺錢。幾人伸出援手。但生意越做越糟，一敗塗地。除了還不上錢的焦慮，趙嘉心上壓著對朋友的愧然。他還得瞞著父母。當時的父親已經三次腦梗，母親是重度抑鬱患者，且被查出結腸癌。
生活就是這樣一步步“逼迫”他起了自殺意念。希望湮滅了。作為自殺者的最大特點，絕望是對美好生活可能性的徹底否決。在自殺誘因分析裡，常見的女性因為感情、男性因為現實壓力、年輕人不夠成熟、老人失落於家庭的說法，最終都落在絕望感上。不再能追尋幸福，只能陷入不幸，生活不值得繼續。在現代自殺學的源頭，這種絕望是英國人波頓筆下的“魔鬼洗澡水”，誘惑人們自殺。
男性、中年、城市
趙嘉最終沒有跳下蘇州河。他想起了無所恃怙、自己又虧欠太多的父母。入獄的四年，只有他們去監獄探望、寄錢，等他回家。責任感抵抗了絕望。
第二天夜裡，面對自己財務和良心均有虧欠的好友，趙嘉再次崩潰。他拿出水果刀抵住脖子，迅速被在場的老羅奪下。虛弱的身體讓他無力反抗。趙嘉告訴我，那是他一生中最糊塗的時刻，幸虧被阻攔。他迅速地恢復了理智。
少數知情者懷疑趙嘉當時得了抑鬱症。進修過心理學的他堅決否認，“我還是有自控力的。”他沒有接受精神類藥物治療，自己一點點調整回來了。
抑鬱症或精神醫學並不能解答“63%”以外那些死去生命的苦楚。自殺之所以是“唯一的哲學問題”，因為它指涉的是塵世生活值不值得過，即人類幸福這一根本。生之所以會不如死，一方面是眼前的生活與美好絕緣，充滿不幸，一方面是認為這不幸永遠不可能或在可忍受的時間內不能好轉。複雜的幸福理論告訴我們，通常少有人會真正認為“活著”本身是件好事，在現世考量中生命比應然之意要輕。
但真的毫無希望嗎?身處痛苦之中的人是否有能力理性評估自己的真實處境，是值得懷疑的。他們所給出的那些絕望的理由，是否經過了通盤的深思熟慮?趙嘉用行動給出了自己的答案：世界上還有留戀和牽絆。
見面那天，趙嘉重複說了好幾次“我是個男人”。自尊和臉面是人生要義。所以，他無法和前妻繼續生活，很多事情要瞞著父母，不能跟朋友吐露實情。壓力和問題一人獨擋，可見其艱難。在社會學自殺研究領域，趙嘉屬於典型的自殺高危人群。簡單地說，這群人多有以下特點：男性、中年、生活在城市。
根據研究報告，過去十年中國的年平均自殺率下降至每10萬9.8人，降幅達到58%。但下降主要得益於年輕農村女性，中年男性的自殺率並未隨著整體減少而走低。城市大部分自殺者集中在35歲至49歲之間。與我們的既有“中國女性自殺率高”的印象不同，在2006年前後，城市和農村的男性自殺人數開始超過女性。
該領域的代表人物涂爾干根據他對19世紀歐洲的觀察，得出論斷：“隨著工業化發展、城市化推進和現代化的深入，人們的社會整合力減少，失範程度增加。”而這些高危的群體，更大程度面對現代性帶來的異化、孤獨、疏離群體的問題。他們面對自殺的“誘惑”更加脆弱。
我們對此類描述毫不陌生，甚至諳熟於心。這不是眼下的中國，至少是輿論裡中國的模樣嗎?或許，涂爾干一個多世紀前的話語在中國正得到迴響。
在迴響聲中，心理危機干預熱線出現了。根據去年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的統計，國內服務機構共設立55條心理熱線與危機干預熱線。它們向所有能打來電話的人開放，電話那頭，應該有一名合格的心理治療師提供疏導和干預。但現實沒有這麼完美，不少熱線已經提示空號。
蘇州河邊，當趙嘉陷於愧對父母和渴求解脫的分裂時，他拿起手機撥通了希望24h的電話。希望24h是上海市首個24小時危機干預公益熱線。這個電話號碼是趙嘉幾天前搜尋自殺、調整心情的時候從網上撿來的。電話那頭的溫柔女聲聽完他的話，急了。
老羅原本是作為法律援助，參與趙嘉的後期干預。按理，兩人是不能見面的。但救人心切，老羅壞了這個規矩。他陪著趙嘉去面對有所虧欠的朋友，奪下了他架在脖子上的刀刃。兩人結下情分，維持至今。
那些輕生的老人
跟老羅一起支援過汶川的黃衛平至今對兩位自殺未遂的老人念念不忘。他是上海一家從事生命教育機構的志願者，過去數年曾支援社群，提供心理健康服務。
一次是五年前，他在養老院跟那個割腕自殺的老人聊了一個下午。老頭兒是寧波人，七十歲了，有點兒孤僻，精氣神還可以。被搶救回來後，老寧波不停地表達歉意，“給大家添麻煩了”，好像自己犯下了嚴重錯誤。那個清晨，他趁大家吃早飯的工夫，用指甲刀的刃面割傷了自己。他事先在床邊放了個臉盆，怕滴下的血弄髒地面。
事後老寧波充滿了罪責感。他最在意的是給大家添麻煩，所以有了那個臉盆，所以他許諾不再犯相同錯誤。黃衛平對老寧波的評估結果是“配偶去世後的創傷和孤獨問題”。妻子三年前去世，隨後他被送進養老院。雖然有兩個兒子，但絕少被探望。但這簡簡單單的評估能否全然地詮釋他的痛苦?黃衛平說他自己也懷疑。
另一次是三年前，獨居的老太太自殺三次未遂。也是家庭矛盾，她把房子給了小女兒，傷了另一個的心。老太太后悔，成天叨叨，於是跟小女兒關係也不好了。她開過煤氣，跳過樓。到後來，女兒覺得老太太是以此要挾，不是有必死的`心。她是個多病的老人，抓著上門的志願者一直絮絮叨叨地說。可能，碎嘴的表達方式也增添了子女的反感。
久病厭世和家庭糾紛通常被視為老人自殺的最大誘因。這不難理解。當生命的光焰日益萎去，疾病帶來的無力、困頓和疼痛是折磨的一大來源。自身社會性發展的可能性急劇下降，老人將期待的目光轉向家庭，一旦家庭成員不能滿足自己感情的期待，無法提供支撐和依靠，就會因愛生怨，容易絕望。
在近十年中國自殺率總體下降的背景裡，不論城市還是鄉村，老年人自殺率居高不下，從2008年開始保持不變甚至回升。眼下，中國老年自殺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倍到五倍。
在香港大學的辦公室，參與那份研究報告的葉兆輝教授告訴我，隨著老年人群體的壯大，他們的自殺問題將會成為預防干預工作的主要憂慮。在展開研究的最後三年，中國自殺人群的近半數是65歲以上老人，其中79%來自農村。
誰來挽留這些意欲離去的老人?深圳市心理危機干預熱線的接線員申曉豔的印象裡，她從未接到老人的求助電話。僅有的一次，是一名男士替母親求助。因為兩名女兒的相繼離世，母親精神恍惚，有自殺傾向，於是兒子打了這個電話，諮詢如何保護母親。常見的自殺干預熱線看來收效甚微。子女親朋的關懷勸說也難以保證。如果尚無法照料他們的現實生活，誰有閒暇來關懷老人的內心呢?一種錯誤的理解是，心靈會跟著身體一起衰朽。老人好像什麼都不用講究，一切湊合就行。
但這些自殺老人正以生命為代價，用最激烈極端的方式發出求援的呼籲。如果說涂爾干的描述和論斷體現了當下中國自殺問題的重要一面，但顯然不是最嚴峻的一面。
絕望和希望相互糾纏
希望24h熱線的辦公地點設在浦東東方希望大廈的負一層，和英語培訓機構、某社會組織辦公室，還有整座大廈的食堂靠在一起。自2012年12月開通以來，它一年裡共接到2941人次“自殺者”的來電。發起人、臺灣自殺防治協會祕書長林昆輝說，熱線目前最大的瓶頸是跟警方的溝通合作尚未建立，跨省市報警和救援工作也難以開展。
相似的問題也在深圳市心理危機干預中心出現。儘管已經成立十年，掛靠在深圳市康寧醫院下的干預中心仍沒有建立單獨的和警方、醫院的溝通合作渠道。這意味著當情勢危急，它也只能通過“110”、“120”發出現場救援的請求。
中心“元老”朱方方現在想起一個電話仍然心有餘悸。大概六七年前的深夜，一個失戀的女孩在電話那頭哭訴男友的離去，說覺得頭暈，站在樓頂邊吹風，失敗的愛情讓她心碎，沒有活下去的勇氣。在朱方方的勸慰下，她不願意跟父母聯絡，卻同意再見見男友，要一個答案。等待的折磨中，女孩開始了倒計時。從十開始，十、九、八、七……朱方方說她當時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在團隊幫助下，“110”、“120”都已撥打，但朱方方覺得那一聲聲數數是在考驗自己。她記不清是倒數至四還是三的時候，那個女孩的男友到了。危機最終解除。
那個女孩的做法有多少姿態的成分?朱方方遲疑了一下，說可能有。但她馬上強調，在自殺干預中，這根本不是一個問題。不是發出求援訊號的人就不會自殺。絕望和希望相互糾纏。哪個取勝，就看那個瞬間哪個的樣子清晰一點。抓住絕望裡的那一點點念想，放大它，恰好是干預的一種重要方式。
但如果女孩沒有撥打那個電話，結局有可能不同了。作為最常見的自殺干預方式，熱線無疑是全然被動的。它只有先接收到求助訊號，才會啟動干預模式。而那些沒有能力發出求助訊號的人要如何是好呢?
而且，自殺似乎是任何公共職權機關邏輯之外的事情。警方、醫院所關心的都不是自殺本身。這也確實不是他們職責所在。而關心自殺的干預熱線呢?深圳市心理危機干預中心的熱線至今沒有專項經費，費用來源於深圳衛計委統一劃撥到醫院的公共衛生經費。民間的如希望24h熱線，是全然的志願者組織。
這些困境最終指向一個問題：誰有權利干預他人的自殺，以恰當的理由不允許自殺?或者，誰能強迫人們獲得生的智慧和勇氣?
曾長時間呆在華北某縣觀察研究自殺問題的吳飛指出了根源所在。在一系列關於自殺的論著裡，這位北大的哲學系教授說：自殺問題的真正悖謬之處或許正在於此。一方面，自殺意味著人們的幸福生活受到了威脅;另一方面，這種極為私人化的幸福問題，無論從哪個角度說，都是外力難以干涉的。
自殺問題在某層面體現了現代性的兩難。在個人權利、自由成為普世價值的眼下，誰能扭轉憑藉自由意志做出的決定?
拯救之後
課堂上，雪萊·卡根提到，即使自殺危機解除，那些為之困擾的問題並不會憑空消失，痛苦而絕望的人們也不會自然而然地幸福。
哲學老師的話有道理。趙嘉到現在還沒有把債務還清，經濟條件也不是很好。“但是，慢慢來嘛。”他努力著把自己搞得忙碌一點，少想一些。趙嘉喜歡跟孩子在一起。他組建了一個300多人的球迷QQ群，從裡面挑人建了兩支青少年球隊，多是學生。雖然還沒有經濟效益，但已經拉到了贊助商。另外，他給兩個九年級的學生進行課程輔導，免費。
在其中一個叛逆的九年級女孩身上，他花費了太多精力。除了自己免費給孩子補語文，他掏錢請數學、英文老師，給孩子買善存、紅景天。甚至在跟她父母商量，等她念大學時，由他出錢把孩子送出國去。
寄託是情感的投射，讓我想起他給前半生作結時說的話：“(原本)家裡也有一個孩子，現在也不知道到哪去，找不到了。所以我的身世，前半生就這樣。”
趙嘉說快樂是比較重要的，能改變心裡很多負面的東西。他老教那些孩子要開開心心過好每一天。但快樂對他來說仍是困難的，“我自己也做不到那個境界”。
那些過往的挫折和痛苦，並不會變成寶貴的財富或者正能量的源泉。趙嘉明白，痛苦還在那裡。“說白了，我不能保證以後再遇到這種情況我會不會自殺。因為這麼說是虛的。人總有一個情緒的邊界，一旦破了人就崩潰了。心態就完全壞了，還會走這條路。”
這種“脆弱”牽連著趙嘉的生活狀態。除了經濟壓力，趙嘉仍孑然一身，父母是僅有的親人。他承認這種漂浮在半空中的不安定狀態對心理影響非常大。趙嘉羨慕老羅“有個家庭、有個伴侶、有個孩子，有一個安穩的念想”。
不幸的因子不會自然消失。葉兆輝懂得這個道理。“自殺不單單是醫療問題，而是整體的社會健康問題。”他說，在干預自殺個案的同時，同等重要地，是要改善整體環境，避免導致絕望的不良因子出現。整體環境的改善有內外兩個方面。外在的是整個社會福利制度、醫療保障、工作環境的改善，內在的是要提升人們承受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在過去十年間，他領著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的團隊，在香港持續不斷地尋找改善環境預防人們自殺的方法。
這些努力包括了很多瑣碎的事情。比如，建議把木炭集中售賣，不能隨意擺放;在地鐵月臺上安裝安全閘門;關懷自殺者家屬，防止其自殺;在網路上搜尋邊緣的可能有自殺傾向的人群;深入社群，關懷其中弱勢群體，宣揚干預知識。
在《死亡哲學》的最後一課，仍然穿著格子襯衫和牛仔褲的雪萊·卡根謹慎地得出結論：“假設有這種情況，有人能力理性地評估自己的處境，發現自己死了更好。全盤考慮，而非倉促行動，深思熟慮，完全自願，有很好的理由的決定。自殺就是可接受的，雖然不是在所有情況中。”
但他馬上接著說：“當我們看到某人試圖自殺時怎麼辦?我們能夠確定他滿足了所有上述限制條件嗎?我們應該謹慎，應該假定這個人悲傷過度，一葉障目，無法清晰思考，喪失正確的判斷能力，沒有正當的理由。”
難以把握的現實境況和人心，決定了“自殺”這個選擇是非常難全然符合理性的。哲學討論是一回事兒。而面對每一個柔弱的心靈和生命，都應該要竭力挽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