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讀書，怎生讀?朱熹說：“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今即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個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裡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簡單說，“只貴乎讀，也不如讀，讀來讀去，自然曉得”，而且不講道理，“這個不知如何”。
就此一棍子，打翻了寫讀書筆記的、熟看過、思量過的諸般法子。
要寫字，怎生寫?
尼爾-蓋曼說：寫完一個，持續寫。
吉恩-沃爾夫：寫下一個。
帕慕克說他在書桌前，每天坐十小時。
聽此話，真是坑人。我們要的是訣竅，是建議，是張無忌練五年就抵張三丰一百年的是道，是遊刃有餘的祕方，你卻叫我們照樣子夯練!坑死人啦!是把我們當傻瓜嗎?
但稍微回想，還真是。庖丁說道之前，也解了十九年牛，而且這還是半小說性質。張無忌?那純是小說。
又說了：帕慕克，你是作家，你可以每天寫十小時，我們沒閒空啊。
說到閒空，旁扯幾句。
馬爾克斯說的一段子：1971年，聶魯達在巴黎，聽某個可靠的朋友透露，說他將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聶先生那年，六十七歲了，離過世還有兩年。雖然終於在諾貝爾文學兼比誰晚死獎中，跑贏了那幫老頭評委，到底不能像年輕人剛進洞房，猴急跳腳臉火燙。他只遍請巴黎的諸位朋友吃飯，人問他理由，他只笑而不答。直到訊息出來，諸位恍然大悟，紛道恭喜。數中一位問：“那你頒獎詞準備說啥?”聶先生一拍腦袋：“高興忘了!”扯過張選單，翻個面，就用他招牌的綠墨水開始寫起來。
這故事能講得開，前提是聶先生那些年在巴黎。他在巴黎幹嘛呢?工作，在大使館上班。實際上，他老人家是正經外交官。
有些人當官之餘寫詩，就能成諾貝爾;有些人當官之餘，就只能寫“一路聲聲頻問好，千言句句盡關懷。殷勤答問唱和諧。 ”
業餘詩人很是不少，實際上，詩人這行當，大多是兼職：
凱魯亞克並不總是在路上賓士，也會去鐵路工作。
艾米莉-迪金森除了寫詩，也幫人養過貓。
羅伯特-弗洛斯特一邊寫詩一邊躬耕田園。
華萊士-史蒂文斯一邊寫詩一邊當保險推銷員。
胡安-魯爾福也曾經一邊在墨西哥到處開車推銷保險，一邊構思他影響整個拉美文學界的《佩德羅-巴拉莫》。
杜甫做他的杜工部，一邊順手寫詩，秦觀認為他算詩歌界的孔子。
曹操一邊蕩平宇內芟夷大難，一邊順手寫詩開了個時代。
李後主他爹外加馮延巳包括之後的晏殊，都是一邊做著帝王和宰相，一邊順手把詞從五代拓到了宋初。
歐陽修、王安石都是宰相級的職位，又當朋黨紛起，忙著指揮僚友，跟對手吵架，奏章一封封，還不能罵髒話，工作壓力挺大，順便也列了唐宋八大家。
門德爾鬆是當老師的，夏天才創作曲子。李斯特得繞世界巡迴，比如著名的十個星期演四十場之類的傳說，順手寫曲子。馬x很長時間裡主業是指揮。鮑羅丁本行是醫院院長，又是化學家。等把些瓶瓶罐罐都處理罷，才能寫曲子去。
康奈爾大學教師納博科夫帶著兩門課，講義都印得出《文學講稿》，趁假期出去捉蝴蝶時，下雨天悶在車裡寫小說，寫了五年，弄出了《洛麗塔》。
這些貨們，大多是業餘搞創作;本行另有職責，而且負擔不算輕;業餘搞創作，喧賓奪主成其大名。——當然你可以說，明清時許多老流氓，身兼儒道兩種屬性，偶爾還念念禪;當了公務員，有了鐵飯碗，就抱定儒家精神，濟世救民。沒當上公務員，或者不被天子待見，就決定披髮入山，雲煙深處去，坐看雲起。明清朝的名文人大多如此：做著好官，唸叨歸農，自號個什麼齋主人，什麼居山人，還寫厚厚的詩集出來印，就是想來分富貴風流，兩廂佔盡——所以我不算他們。
讀過《月亮與六便士》的人，理當對斯特里克蘭——原型為高更——反覆陳述的那句話有印象：他所以要拋棄掉事業去畫畫，是因為“人生太短了，我來不及做別的。”實際上，每個人都會嫌時間太少，比起自己想做的事情來，實在太少了。
放到我們每個人的身上，一個簡單的算式：
一個人，假設他的工作與愛好全不相關，則一天24小時，8小時睡覺，8小時工作，餘下尚有8小時。縱算這8小時用以飲食、回家，去掉4小時，尚餘4小時。每天4小時夠做些什麼呢?
簡單說吧，如果一個人假期每天睡8小時，空餘16小時，那每個人一天的4小時，一年下來，等於一段三個月的假期時光。
但是，當然，肯定，這是一種理想的演算法。因為這每天至少可以自己支配的4小時，一定有這樣那樣的麻煩：要刷微信;要和朋友聊天;要看朋友轉來的有趣圖片;要慢慢消磨時光看肥皂劇;要打遊戲;要發呆;要胡思亂想;以及最多的情況是：
“好吧，我已經決定今天的4小時要用來看掉一本60頁的浮世繪畫冊……等等，看得有點悶啊……不如我先去看點別的輕鬆的東西呢，比如，刷一集美劇?”
——絕大多數時光，就是這樣流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