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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與子的對立:《清兵衛和壺盧》人物賞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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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與子的對立:《清兵衛和壺盧》人物賞析論文

摘要:

日本著名作家志賀直哉以其驚人的藝術才華和高超的寫作風格而被譽為“小說之神”。其作品大部分取材於自身的生活經歷,耳聞目睹的事實和個人感受。對於志賀來說,實際生活和文學創作,互為手段與目的,息息相關。而觀其作品可以發現,與父親長達16年的不和,成為志賀文學創作的極大動力,也是其文學的創作源泉,父子的衝突與對立是志賀文學觸及最多的主題。在與父親對立中,接受了近代自由、平等思想以及基督宗教洗禮的志賀直哉開始致力於文學創作,並形成獨特的創作風格,成為日本文學史上重要文學流派白樺派的中流砥柱。在經歷了交通事故,長女夭折等事情後,志賀的心境發生了很大變化,大正六年終於實現了與父親的和解,志賀的文學作品也開始呈現出濃濃的調和主義色彩。從最初的對立到最終的調和,也成為志賀文學的最大特色。

關鍵詞:

衝突、對立、調和

志賀直哉(1883 ~ 1971)是日本小說家。1910 年4月,與武者小路實篤和有島武郎等人創辦同人雜誌《白樺》,《到網走去》(1908) 在創刊號上刊載,以其準確的描寫和清新的風格獲得廣泛好評。圍繞這個刊物的一些作家與美術家,主張尊重個性,發揮人的意志作用形成提倡理想主義和人道主義的白樺派 ,進而該流派成為日本近代文學中的重要文學流派。之後,發表的優秀作品有短篇小說《清兵衛與壺盧》(1912)、《範氏犯罪》(1917)等。還有以自傳體表現個人心境而著名的短篇小說,例如,《到網走去》,《大津順吉》(1912),《和解》(1917),《在城崎》(1917),《國小徒的神仙》(1920) 等都是膾炙人口的名篇。深受日本及世界文學愛好者的愛戴,經久不衰。就是在已被稱後工業時代、資訊時代的今天,他的名篇依然被選進教材,成為不可缺少的文藝鑑賞資料。

志賀直哉由於父親不贊同他從事文學創作,反對他與女傭的戀愛,同時也出於他對父親注重現實利益的態度的反感,年輕時代的志賀直哉與父親產生了極大的對立、不和。因此,志賀直哉的私小說、心境小說式的作品,主要描寫的是“對立”。例如,父與子的對立、社會與個人的對立、男女之間的對立等等。日本評論家認為他“是以敏銳的神經,冷徹的目光去觀察物件,以簡潔凝鍊的筆觸去描寫物件,是以寫實表現而著稱的‘小說之神’。”中國的學者也評價“他的文筆簡潔凝鍊,語言表達準確,人物刻劃傳神,深受同時代的作家以及文學新人的崇拜。”

志賀直哉的“和解三部曲”——《大津順吉》《和解》《某男、其姊之死》的主人公感情糾葛反映了作者自身的情感經歷,所以被稱之為自傳體小說。《大津順吉》是以志賀直哉二十五歲時經歷的事情為藍本寫的自傳體小說在這部小說中,被敘述的“我”(“那時的我”)和敘述的“我”(現在的“我”) 分裂的兩我的距離清晰映射出了那時的作者性格的二重性。讀者不僅要讀懂主人公的“我”,還要讀懂這兩我的距離 。本來應該有連續性的過去的“我”和現在的“我”截然分開,意在對過去的自己從他人的角度去客觀認識,、加以批評,從而全面地描繪出真我。《大津順吉》用第一人稱,我敘述我的方法,寫出了我的內外雙重糾葛、被敘述的我的滑稽、及二我的最後統一。

追溯《和解》的時間構成以及圍繞“夢想家”的敘述,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主人公“和解”之路。在這部作品中,讀者能感同身受地和作者一起體會戲劇性的和解、從不和到“調和”的變遷經歷。作者志賀直哉關於這部作品這樣寫道:“什麼也沒做,只是把事實原封不動地寫了出來” 。尤其是關於主人公順吉心境的變化開始多用“調和”一詞是始於該作品的第九章,順吉自身“一點點變得調和的`心情的自己”也“漸漸調和起來了”,“自己調和的心情與父親的關係和解也多少有些作用吧”。作者在第九章的敘述是與一、二章相呼應的,在作品開頭的一章描寫的是不去見祖母是因為“不愉快”“不高興的心情”。二章描寫了順吉因為身體不舒服,對沒有任何罪過的妻子和苛刻,讓她哭泣。之後,在連續描寫順吉的不開心中一筆帶出了他的變化,就是時隔兩年之後見到父親的順吉。這種戲劇性的和解是從順吉的變化切入主題、“哭泣”行為隱喻為線索、孩子的死與誕生意味著“夢想家”夢想得以實現。

《某男、其姊之死》發表於1920 年1 月6 日到3 月28 日的《大阪每日新聞》晚報上,是志賀直哉唯一的報刊連載小說。這部作品和《大津順吉》《和解》記敘了作者和父親的不和的歷史,是“和解三部曲”之一,評價從發表當時到時至今日都很低,僅僅用作證明父子對立事實,而未受到公正待遇。 志賀直哉和父親之間發生的事情,在這部作品中,是以某男—芳行(被旁白弟弟稱為哥哥)的形象出現的。那些倒敘按照時間順序本來應該插入《和解》之前,但志賀直哉談及寫作過程是這樣說的:“《大津順吉》《和解》《某男、其姊之死》是一棵樹上的三個枝條,《大津順吉》和《和解》是事實,《某男、其姊之死》是事實和虛構的結合體。 ”

志賀直哉圍繞父子對立著重描寫一個人與家庭成員之問的關係。感情上的糾葛成為他前期文學創作的主要內容。而具有代表性的描寫父子對立的名篇除了上述包括中篇小說《和解》“和解三部曲”之外,還有一篇傳神之作短篇就是《清兵衛與壺盧》。

在僅三千多字的《清兵衛與壺盧》中,作家成功地塑造了一個熱衷收集葫蘆的孩子——清兵衛,清兵衛殫精竭力地收集葫蘆,並且以他自己的目光尋找到了一個上品葫蘆。就在他喜歡倍至的時候,父親卻因他只顧葫蘆不諳世事不好好學習而大為惱火,不問青紅皁白地把他所有的葫蘆都砸碎了,而其中那個上品葫蘆被老師沒收後隨便送給了人,幾經輾轉,上品葫蘆最後賣了一個令人吃驚的價錢。

志賀在《清兵衛與壺盧》中用了首尾響應的寫法。開頭三行寫道“這是清兵衛與壺盧的故事。自從這件事發生以後,清兵衛和壺盧的關係也斷絕了。但是清兵衛不久便得到了替代壺盧的東西。這是繪畫的一件事;他現今熱心繪畫,正同以前熱心於壺盧一樣。……” 在結尾三行寫道“……清兵衛現在正熱心於繪畫。他得到了這個的時候。怨恨教員的心思,和怨恨那用了鐵錘將他所愛的十幾個壺盧都敲破的父親的心思,都早已沒有了。但是他的父親對於他繪畫的那件事,又漸漸的說起廢話來了。” 在首尾這二百字中凝鍊地刻劃出父子之間的對立是由一個接一個的矛盾構成的.而作者所敘述的僅僅是一個片斷、一個矛盾。其餘則由讀者自己去玩味、思索、遐想。

其次,作者通過幾件小事就栩栩如一生地描寫出熱衷收集葫蘆的清兵衛。看到櫃檯後的光頭也不僅感嘆“多麼漂亮的葫蘆啊!”。到任何一家商店首先問有沒有葫蘆。從學校回家的路上,也不和其他孩子玩,而是一個人在街上到處蒐集葫蘆。在蒐集過程中,清兵衛不是象其他人那樣為了金錢而蒐集古葫蘆,而是對葫蘆的外形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並且對葫蘆的儲存方法也有一套獨特的方法——每日擦拭。由於這樣的熱衷勢必影響了學習。影響了與其他人的正常交往,所以父親就認為他是一個有問題的孩子,將來沒有出息,最後以老師來家訪告狀為因由,將兒子蒐集的葫蘆全部砸碎了。

作者沒有直接寫出父子誰對誰錯,而是通過老師沒收的那個上品葫蘆隨後送給了學校的雜役,最後幾經轉手賣了一個天價,來肯定了孩子的興趣愛好也有其正確性。而對父親沒有一個批評字詞,只是不經意地刻畫父親對孩子不問緣由,不問青紅皁白的那分獨斷、專橫,讓讀者自己去體會,在父權日益漸弱的當今仍有很深刻的社會意義。

《清兵衛與壺盧》這篇短篇小說以簡潔凝鍊的文筆寫出了封建社會中人與人之問的不對等,即身份、地位、人格的不對等,也寫出了作者因這些不對等而產生出的苦惱,表明了作者對皇權、父權、夫權的明確立場,這是志賀直哉心境式短篇小說很具有代表性的佳作。

志賀直哉在白樺派作家中是頗具特色的。他早年受到的儒家思想教育,規範著他的思想傾向,作品中深厚的道德觀念和深刻的倫理自覺,尤其那深沉典雅的心境和清淡含蓄的深蘊,都具有東方色彩,其作品中無一不蘊含著傳統文化的韻致。同時,他對人性作深邃的觀察,對於庸俗與虛偽有驚人的敏感與強烈的憎惡,他具有理想主義的熱情,主張善比單純的美更美,他舉起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旗幟,要求充分地發展個性和自由地表現自我。他把東方的禪學與西方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精神等調和得恰倒好處。作為白樺派的代表作家,志賀直哉與武者小路都主張人道主義,主張人與人之間的平等。武者小路實篤是要建立一個“理想村”,通過社會實踐去實現窮人與富人之問的平等。白樺派的另一位作家有島武郎則是為了基督宗教式的人道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嚮往而創作,吶喊、奮鬥,最終因未能實現而以自殺的方式來抵抗社會,來敘述他的無奈。志賀直哉則不同,他是以平靜之心用小說來寫對立,寫對立中的人情,通過小說去喚醒讀者共同追求人道主義,共建人與人之間人格上的平等,這就是志賀直哉的文學特色,也是志賀直哉作品的深刻社會意義與歷史意義。

參考文獻

[1]小林一郎(1991)《デ一夕一日本文學史》東京法令出版社

[2]於榮勝(2003)《日本現代文學選讀》北京大學出版社

[3]周作人(2005)《現代日本小說集》《兩條血痕》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4]下岡友加(2007)《志賀直哉的方法》笠間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