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立體”是相對於以往的西方美學史研究中存在的單一性和片面性而言的，那麼，如何建構立體的西方美學史?
我國西方美學史研究在近30年取得了較快的發展，從“中國知網”上，以1984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為時間段進行檢索，結果顯示近30年發表的以“西方美學史”為主題論文有866篇;同樣，以關鍵詞檢索有761篇，以篇名檢索得到78篇。僅從數量上看，近30年的研究似乎取得了突飛猛進的進展，但具體分析會發現其存在著較大問題。主要表現就是量的膨脹並沒有帶來質的飛躍，研究者的有益探索並沒有轉化為西方美學史建構的指導原則，所以當前的西方美學史研究存在虛假繁榮的現象。
一、西方美學史研究的虛假繁榮
對西方美學史的研究首先要面對的是學科建設的基本問題，如物件、方法以及正規化等。多年來，不同的建構者及研究者紛紛嘗試從不同的角度勾勒西方美學史的面貌，提出並建構了多種“史”的模式。彭立勳概括了三種主要的研究方法，即“以美學家為中心的歷史敘述方法”，“以美學問題為中心的歷史比較方法”，“以美學範疇為中心的歷史闡釋方法”;並且進一步試圖廓清美學史和哲學史、文藝理論批評史以及審美意識形態史的關係。①毫無疑問，這種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但他所做到的，也僅限於此：即對研究物件或方法的總結，分析其利弊，撇出一個尚待解決的問題。這就引出了更多的問題，然而在這一時期，像彭立勳那樣深入研究西方美學史學科問題的人並不多，所以往往使討論陷入無人應答的尷尬境地，自然許多的問題也都未能進一步討論。
應該指出的是，在新世紀初期，許多學者曾經對西方美學史的建構問題作出過有益的探索。如姚君喜在文章中，對我國西方美學史研究的特點與不足做了詳細論述，特別是對其不足之處的討論，指出了許多問題。他認為總體上看我國20世紀西方美學史研究的不足在於“重巨集觀勾勒但鮮涉及微觀的美學基本範疇和問題”，“以美學家研究為主但忽略了美學史發展的內在邏輯”，“以片面介紹為主而缺乏文化間的真正交流和對話”，“重史料的收集整理而不善於進行獨到的思想批判”。②這些不足的提出，深刻地揭示了西方美學史研究中的問題，而這些問題現在仍然是懸而未決的。可以看出，一方面，我國西方美學史研究和建構存在嚴重的問題;另一方面，還存在著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脫節的不足。
2003年，幾位學者集中對西方美學史寫作的正規化問題展開討論，提出了一些問題，也對解決正規化問題做了一定的探索。張法提出對古典西方美學史的寫作，至今沒有探索出好的正規化，而“當代西方美學史的寫作忽略了以學科進展為中心的寫作。”③其問題表現在80年代後期以來的西方美學史寫作都寫成了流派史、範疇史，這難免有所遺漏，因此，他認為應該以學科為中心來寫美學史，使眾多的範疇以美學的方式呈現出來。章啟群認為，“一切學術史都是當代的。美學史也是當代觀念的美學史。一部成熟的美學史應該表現出一個當代學者與歷史上美學思想家的對話。④這啟示我們對“史”的把握，要從歷史和當下兩個語境展開。吳瓊指出，美學史的寫作有多種正規化，以往的西方美學史寫作一直遵循教科書的體例，而今天的西方美學史寫作應該具有一種自覺的正規化意識。⑤而他提出衡量正規化的合法性的兩條原則，恰恰就著眼於歷史和當下兩個方面的結合。彭立勳認為，我們進行西方美學史建構時，不應滿足於對西方美學介紹和吸納，而應進一步以中國學者“自己獨特的思維和眼光，著重於批判和創新”。⑥他認為，對於西方美學史的研究向來有歷史性和思想性兩種正規化，美學史研究應該實行二者的有機統一;對於不同階段美學的特點的把握，既要看到其發展的承續性，又要看到其創新性、獨特性;對於美學文字的解讀，應該注意“文字作者的‘歷史視界’和理解這的時代‘現今視界’的相互融合”;從美學史與思想史、文化史關係上，應該注意美學史是思想史和文化史的'一個組成部分，應該將美學史放置在二者之中進行建構。另外，還有學者提出，應該建構一種完全主觀型的美學史，因為“它避免了那種不痛不癢，全面周到，貌似正確而又沒有多大價值的‘正確的廢話’”。⑦
應該肯定的是以上諸位都深刻地、鮮明地提出了西方美學史的建構主張，但問題在於，各種問題以及各種建構方案的的提出，並沒有帶來西方美學史建構實踐的真正貫徹。可以說，許多問題依然被擱置，當下大量的西方美學史建構依然按照各自的理路去實施。從這個意義上，當下西方美學史研究還存在著理論拓展和建構實踐的脫節。總之，不論是問題的發現與解決的脫節還是理論和實踐的脫節，都說明當下西方美學史研究的繁榮沒有能夠將西方美學史的建構真正走出迷途，所以說，當下的西方美學史研究是一種虛假繁榮，它實際上處在一個亟待突破的瓶頸。
二、西方美學史建構的“立體”要求
很多人的研究成果是合理的、深刻的，但之所以出現與建構的脫節就在於，這些問題的探討和觀念的提出，大都是研究者從一個立場上對西方美學史建構的意見，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因此很難引起建構者的注意，即便是為之所注意也很難使之認同並實際應用。所以，筆者認為，有必要在綜合和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巨集觀的整體的西方美學史建構觀：建構立體的西方美學史。
要建構立體的西方美學史，這裡所謂的“立體”是相對於以往的西方美學史研究中存在的單一性和片面性而言的，它的提出旨在突破以往的片面侷限和理論與建構的脫節問題。“立體”在這裡至少包含三個方面的含義，即時間和空間的並置、客觀和主觀的結合以及古今語境的對話，而這三個方面的實現就需要在西方美學史寫作中堅持正規化的多元化建構。首先，西方美學史建構應該突破以往的以時間為線索的一元主導的理路，其建構應該充分考慮空間因素的影響。這裡的“空間”既是一種歷史語境意義上的空間結構，也是一個時代的某一流派或某個人物個體存在和生活的全景式呈現。吳瓊強調西方美學史的正規化合法性在於“歷史化和語境化的運作”，“一方面我們要把文本回置到所產生的更大語境中，在哪裡考察文字生產、傳播、接受和闡釋的機制;另一方面我們要依據文字去重寫語境，在哪裡考察語境的問題場域在文字中被解構的方式”。⑤這是今天的西方美學史建構應該吸取的。當然，實際上之前的西方美學史也都是這種時空結合的闡釋模式，但問題在於一般我們更重視時間上的邏輯順承關係，而對空間上的語境探討，對藝術家的個體生存的關注還遠遠不夠;我們以往更注重某一流派或學者在歷史脈絡上的承啟意義，而忽略了他的理論與其所處時代的生存狀態的關係，因而也就只能更注重他是如何代表這個時代的聲音而很難說出他在這個時代有何獨特的聲音，這也就是問題之所在。所以這裡對空間的強調，就在於在介紹某某在歷史環節上的結點意義的同時，全面開掘其超越歷史脈絡的獨特價值。
第二，西方美學史寫作應該實現立場上的客觀和主觀的統一。我國的西方美學史建構基本上都是客觀化的美學資料彙集，雖然有述有論，但無論是在總體結構上還是在內容篇幅上，述的部分遠大於論的部分。這是其一。更主要的是，即便是論的部分，作者也是自覺地站在純客觀的立場上進行批評，我國西方美學史從來沒有出現“六經注我”式的建構。對於第一方面的問題，姚君喜在指出我國西方美學史建構的不足時已經提出，他說：“我們20世紀西方美學史研究過分重視史料的收集與整理，缺乏獨到的理論批判和分析。”②彭立勳也針對這一點提出應該以中國學者“自己獨特的思維和眼光，著重於批判和創新”來進行美學史的建構。而對於第二方面的問題，寇鵬程更是大聲疾呼：在中國“還沒有人宣稱就是要像克羅齊一樣‘以意為主’來寫美學史，”“寫兩本‘不正確’或者‘片面’的美學史是中國當前西方美學史寫作的當務之急。”因為“它觀點鮮明，立場堅定，往往在某一個方面給人極大啟示，揭示了某一方面的深刻道理。”⑦所以，我們應該進一步強調西方美學史建構的主觀立場，而打破講客觀地位獨尊的一元主導正規化，在寫作中要能夠站在獨立自我的立場上，運用客觀材料展開邏輯，實現主觀和客觀新的結合的多元正規化。
第三，西方美學史應該實現歷史與當下語境的對話。這裡的當下既是一種當代的時代語境，也是一種當下的生活維度。這種從當下視域出發建構西方美學史的正規化，就必然呈現為對話的模式。這種模式的價值在於避免了以往純歷史語境勾勒和概念堆砌，以致使美學史脫離生活成為枯燥的無意義的知識集合。前面我們就已提到，章啟群就主張“一部成熟的美學史應該表現出一個當代學者與歷史上美學思想家的對話。”④吳瓊認為應該實現“我們的理論圖式先見與歷史物件的對話”。⑤彭立勳也認為應該注意“文字作者的‘歷史視界’和理解這的時代‘現今視界’的相互融合”。⑥而周維山發現西方學者“不僅僅是關注美學史上的美學理論家和美學理論，而是把觸角放在美學理論與生活之間的關聯上，從生活的角度考察美學理論的歷史發生與發展。”⑧因此他呼籲，西方美學史研究和教學應該重視生活這一維度，以啟發人們對美與當代人的生活之間的關係展開思考，實現與古人進行“心靈對話”。所以，西方美學史的立體化建構就應該注意從歷史與當下兩個語境中對美學觀念和美學範疇等作出全面、合理的闡述，同時要注意西方美學史建構的靈活性、易讀性，使美學具有更多的生活氣息。
總之，我國近三十年的西方美學史研究存在的主要問題，就在於理論探索與建構實際的脫節，研究不能指導實踐的原因在於理論的繁雜而不繫統。因此，應該建構一種立體的西方美學史，實現時間與空間、主觀和客觀、歷史與當下的多元統一，從而突破以往美學史建構的侷限，勾勒出整體的全面的西方美學史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