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人畫家的產生與當時的社會因素、哲學、美學有著密切聯絡，和畫家自身經歷及生活狀態也有一定關係。他們的個性或古樸拙雅、平淡天真，或孤傲清高、潔身自好，或滄桑豪放、癲狂古怪，但他們都注重才情、人品與自我修養，寄情於畫，以畫自娛。
關鍵詞 ：文人畫家 人文關懷 修養 自娛
人文關懷意識形成的歷史及文化背景
自東晉至唐，文人畫由萌生至成長。漢魏之際獨尊儒術的統一局面被打破，文人擺脫了思想禁錮，競尚老莊，由孔荀的“山水比德”至老莊的“道法自然”，前者以倫理道德釋山水特質，後者用心性抒發山水情懷，由社會性到“遊於心”，由禮法、道德規範的束縛至人心的自由解放，這種以人為本，尊重人的自身價值、尊重精神的價值正是人文關懷的體現。畫家們在重返自然中導致了精神的覺醒，形成了審美意識的自覺性。第一批文人畫家應運而生，如晉代顧愷之，宋代宗炳、王微，唐代閻立本、王維等，他們恥於“與諸工巧雜處”在於“公私使令，躬為猥役”，認為這些畫工無創作上的自由。文人畫家這種追求創作自由的意識把人的精神與自然的精神合二為一，是宗炳的“澄懷觀道”與“暢神”之精神，也是王微的“神飛揚”“思浩蕩”的精神。
自中唐至元末明初，文人畫由發展至成，科舉制為庶族文人打開了仕途之路，他們既入世又出世的生活方式，兼有儒、道、禪的文化思想，居官不忘林泉之致的審美要求，這些都使得文人畫成為不受朝代更迭影響的藝術形態。此時文人畫把對人的關懷、對人心的關注，提高到了尋求一種更深沉精神境界和人生態度的高度，因此，文人畫所繪之物不再僅僅為了觀賞，而是畫家生活、情感、興趣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一時期出現了許多文人畫家，五代的徐熙、董源、巨然，兩宋的李成、李公麟、王詵、蘇軾、米氏父子，元代的趙孟、錢選、高克恭等。從蘇軾明確提出“士人畫”（《東坡題跋》）概念始，文人畫趨於成熟完善，董其昌是提出文人畫概念的第一人，並在《畫旨》對文人畫進行了全面的界定：“文人之畫自王右丞始，其後董源、巨然、李成、范寬為嫡子……“這時文人畫已有了自己鮮明的特點：重視內心表達，突出畫面意味，玩味筆墨形式，喜平淡天真，強調詩、書、畫、印一體，力圖展現畫家無限的才情、智慧與修養。
自明中期至清末，文人畫在極盛中逐漸發生變化，畫工、宮廷的畫這時亦融入文人意味趨於模式化。社會演進與文化新潮的呼喚、市井文化的生長，世俗審美的抬頭，賣畫娛人與作畫自娛的矛盾，如此種種因素，均促成文人畫家的革新。這一時期的文人畫家，有借古開今的沈周、文徵明等，亦有個性鮮明的徐渭、八大、石濤、“揚州八怪”等。
文人畫家精神品格的生成
中國文人畫是在長期歷史發展中形成演進的，它起源於中國傳統哲學精神，植根於民族審美心理，又與封建社會這一特殊歷史階段之文人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緊密相關。文人畫有著迥異於一般宮廷畫師與民間畫匠的自由意志。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唐朝上》中記載，閻立本因陪太宗遊春奉命匍匐池畔對水寫生，倍感“以畫見知躬廝役之務”的羞辱，告誡其子切勿習畫。文人畫家以其所受教養，恥於與工匠為伍，不僅極力畫所見，而且畫所想、所感，表達畫外之旨、言外之意，把畫家的人品志趣、真情實感融於畫中，創作出內心生活的生動寫照。他們既強調自身的主體性又注重文化與修養，中國文人畫家自始至終崇尚王維“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思想，經蘇軾再次強調成為文人畫的傳統信條，文人畫家以詩論畫的“天工與清新”既在個人風格中體現了時代風格，又可在尚無新風的條件下展現獨具特色的個人面貌。趙孟在“河圖洛書”的影響下明確提出了“書畫本來同”的看法，主張以“寫”入畫，強調詩、書、畫的結合，倡導筆墨的獨立審美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