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隨著20世紀西方主要國家女權主義運動的勃興，歐洲現實主義文學中，女權的繁榮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現。本文對20世紀歐洲現實主義文學中的女權問題進行了一些探討，指出女性文學是歐洲現實主義文學很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對於女權的認識，文學界存在著一定的差異並始終在發展和演變。
20世紀以來，隨著人類文明的不斷進步，女性的社會角色得到了廣泛的調整，女性從家庭內部走出來，得以實現其在家庭之外的價值。女性地位的改觀是空前的。從20世紀初，在西方主要國家女權主義運動也蓬勃興起，直到今天依然在深入發展之中。很顯然，在同樣勃興於資本主義迅猛發展的社會背景下的歐洲現實主義文學中，女權的繁榮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現。本文對20世紀歐洲現實主義文學中的女權問題進行了一些探討。
一、女權運動與女性文學的興起
女權主義是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是一種男女平等的信念和意識形態，旨在反對包括性別歧視在內的一切不平等。20世紀20 —30年代，西方國家的婦女基本上都爭取到平等的政治權利，但在社會生活與人們的觀念中，仍與男子不平等。最早的女權主義者開始認識到，這其中有一個性別關系，性別權力的問題，所以女權運動著重分析男女為何不平等，男女的權力架構，強調性別分析。
法國著名女作家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ior）於1948年發表了《第二性》（The Second Sex），其中廣為人知的觀點是：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造成的，是傳統的習俗和男權社會的需要造就了女人。她認為，在社會歷史中，男性居於主導和決定地位，女性則處於被主導和被決定的地位；女性的歷史和現狀是男性的需要和利益決定形成的，所以女性是“第二性”，而女性之為“第二性”的原因在於女性經濟上不能獨立。她的這一觀點對後來的女權主義思想與運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現代女性時常不由自主地體現出男性化的性格特徵——就這一現象本身來看，它的發展與物質文明發展程度和女性的職業化程度是同方向的。即在已開發國家或女性職業化高的地區，女性，包括女性作家習慣從男性的角度思考問題，用男性的方式解決問題，成為“中性”或“偏男性”化的女性。
遲至20世紀20年代，女性從事文學創作已經進入了自由寫作的狀態。女性文學作為反映女性在現實生活的真實存在與情感的文學樣式，逐漸勃興，也成為了20世紀歐洲現實主義文學很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
在女性文學發展的早期階段，英國女作家弗吉利亞·伍爾芙影響最大。她是一位激進的女權主義者或鐵桿女權主義者，不僅寫出了《自己的房間》這樣的女權主義“宣言書”，而且在日常生活中處處顯示出與男性的對抗姿態，使自己不論是在女性文學創作史和女權主義運動史上都是舉足輕重的人物。 在這個階段，為歐洲女性文學的理論發展做出顯著貢獻的是法國女性主義哲學家露西·伊利格瑞。伊利格瑞認識到在父權制體系裡尋找所謂的“中性”是毫無意義的，主張婦女應當以積極主動的聲音講話。她認為女性沒有自己的語言，被排斥在理性的語言之外，所以，她採取一種解構的策略，對男性清晰流暢的語言進行解構。她把身體作為一個切入點，將身體與身體之間的關係變成主體間的關係。從而建立身體話語就是建構女性的主體地位。女性要獲得主體性，首先應該擁有自己的身體，擁有完整的自我意識，同時也有明確的對他人的意識。 多麗絲·萊辛出生於伊朗，原姓泰勒。父母是英國人。5歲時，她全家遷往羅得西亞。16歲開始工作，先後當過電話接線員、保姆、速記員等等。萊辛曾兩次結婚並離異，共有3個孩子。1949年，她攜幼子移居英國，當時兩手空空，囊空如洗，全部家當是皮包中的一部小說草稿。該書不久以《野草在歌唱》（1950）為題出版，使萊辛一舉成名，它以黑人男僕殺死家境拮据、心態失衡的白人女主人的案件為題材，側重心理刻畫，表現了非洲殖民地的種族壓迫與種族矛盾。 《金色筆記本》敘述了青年女性經歷做情人和母親的故事，曾被全球數百萬人當成女性獨立的教科書。這本書後來成為格勞麗亞·斯坦因（Gloria Stienm）和傑曼·格理爾（Germaine Greer）等激進人物所擁護的女權主義的先鋒理論。 但近年來，萊辛通過對現代女性的觀察，已不再相信60年代的革命，是一個永久純粹的勝利。她在《最甜蜜的夢》（The Sweetest Dream）中，通過講弗蘭西斯和其前夫約翰尼的故事，探討“婦女如何在60年代轉錯方向”。
“我不喜歡60年代，”萊辛說。“我不喜歡女性那時的所說所為，比如像她們吹噓和多少男人睡過覺。”她將婦女解放歸功於技術而非女權主義。她認為，避孕藥片和省時裝置，比如洗碗器，作用要比意識形態更大。
二、現實主義文學大師筆下的現代女性與女權運動
最近半個世紀以來，女權主義者對男性經典作家，包括現實主義文學大師的作品都進行了批判。如西蒙·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描述了五位男性經典作家筆下的女人形象，進而進行深刻的批判和精闢的剖析。西蒙·德·波伏娃認為，在蒙特朗的作品中，男人是超人，女人只是作為低下的參照物來證明男人的高尚，這是一種因果的顛倒；勞倫斯的作品雖然在性上肯定了男女的完美結合，但其中男性是引導者，女性只能充當被引導者，這是變相的男性驕傲；在克洛代爾筆下，女人更接近上帝，但她只是用來拯救男人的工具；布勒東雖對女性竭力讚美，但仍將女人看作男性之外的另一性；司湯達的作品能用更加人性的眼光看待婦女，但最終女性仍須依附於男性。這樣，西蒙·德·波伏娃首次較系統地清算了男性作者的文學作品所虛構的種種“女人的神話”以及對女性形象的`歪曲表現。
但實際上，現代女性常常會陷入兩難的泥潭：不獨立的女性通常被認為懦弱可悲，如果她們幸福，則被視為寄生的花朵，如果不那麼走運，又就會有人跳出來“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捷克現實主義作家米蘭·昆德拉的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恰好反映了當代女性的尷尬現狀。他所著力塑造的兩個女性形象特麗莎和薩賓娜，就集中代表了20世紀中後期女權活動的進退兩難。
身為人妻的特麗莎在婚姻生活中受到來自丈夫托馬斯的壓抑，她對在家庭中處於弱勢感到不滿和痛苦不堪。走向社會之後，卻又對社會生活產生了不可抑制的恐懼，具體表現為她對其他男性及他們所代表的強權的恐懼。最終，兩人一起維持著經過調整的相對平靜的家庭生活。
薩賓娜在外表上具有女性的一切最優美的特徵，但是，她對女性這個概念的態度卻是極其消極的，“在她看來，反抗自己身為女人是愚蠢的，驕傲於自己是女人亦然。”薩賓娜視身為女人為一種不可選擇的命運，既不代表任何價值，也不代表任何意義，她是一個被抽空了女性思維的女人。她對女權滿不在乎，對男權則表現出顯而易見的親和態度。似乎沒有意識到兩者的差異和探究這個差異的意義所在。
特麗莎在精神家園裡體味到“奇異的快樂”，薩賓娜卻尋找不到可以結束靈魂灼熱的正確方式。米蘭·昆德拉指出當代女性的存在狀態，她們無論走到哪裡，她們的能力雖然可以得到認可，地位也有所上升，但都不可能脫離男權的轄制。說到底，女性在男權社會只能尋找到心理平衡，而非兩性平等。像特麗薩一樣隨遇而安的女人總是享有更好一點的結果；對薩賓娜，作者讚許她的“流亡精神”，又不得不指出她只能是一個找不到歸路的人，她缺少歸屬感，這不僅是由於她失去了家園，背叛了家庭的溫情，更是因為她對性別的誤認，她缺少一個女人應有的心態，也就不可能得到來自女性的撫慰，男性也不曾公正地評價她的價值。於是，她只能在一種類似遊戲的家庭生活中尋找失掉的尊嚴與溫情。
① 弗吉利亞·伍爾芙.伍爾芙隨筆集[M].孔小炯,黃梅譯.深圳：海天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