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建築的侯明傑已經畢業六年，也在北京“漂”了六年，去年國慶節和妻子結了婚，今年國慶節回到衡水老家。和母親單獨相處時，母親拉著他的手說：“你是咱家的獨苗，傳宗接代的事全得靠你，什麼時候給我生個孫子呀?”侯明傑看著媽媽已經發白的鬢角，心裡特別不是滋味，很想對媽媽訴訴苦，可是話到嘴邊又咽了回去，用爽朗的聲音說：“媽，你放心吧，等我做出一番事業了，一定給您抱個大胖小子回來。”
夜深人靜的時候，侯明傑也曾不止一次跟妻子說：“我何嘗不想要個孩子呢，可考慮咱們現在的情況，還是先等等吧。”2009年，剛剛畢業的侯明傑來到了北京，以前他也曾來過這裡，可現在完全是不同的心情。拉著行李箱，站在北京站前的廣場上，儘管還不知道晚上住在哪裡，可是他心裡有一個堅定的信念：這個城市是屬於我的。
最開始，他在通州區一家工業地產公司工作，2010年，他們公司上馬了一個數碼城專案，啟動之初，號稱是集孵化、研發、貿易、物流、商務、會展培訓於一體的中小科技型企業孵化器。那些日子，每天晚上加班到九、十點鐘是家常便飯。侯明傑對此習以為常，他跟朋友說：“這樣挺好，每次從郎家園乘930路回到燕郊的出租屋中，都不用排隊，諾大的公交車上只有幾個人，真像是我的專車。”
侯明傑從小就是好學生，做什麼事都爭強好勝。優異的表現，讓侯明傑在公司中逐漸嶄露頭角。公司還計劃在通州區建設一棟住宅專案，表現優異的員工將有可能分到一套房子。為此，他和同事們比加班、比業績，他最長的記錄是連續加了一個月班，受到公司點名表揚。在那段日子裡，侯明傑覺得自己的夢想彷彿觸手可及。
2013年底，侯明傑就職公司的大股東，美國的一家投資公司突然撤資，正在進行著的數碼城專案被迫暫停，巨大的.投入一去不還，而且因為工程停工，每天都要承受巨大的經濟損失。公司的發展一下子陷入了絕境。侯明傑當機立斷，跳槽到另外一家公司。這件事情的一個直接後果是，侯明傑的住房夢泡湯了。
現在回想起來，侯明傑依然非常懊惱：“2010年燕郊的房價只有五六千元，因為公司計劃建設住宅，我一直沒有買房。可是2014年、2015年燕郊的房價越長越高，錯過了最好的買房時機。”住在出租房中，妻子雖然從來沒有抱怨過，可是兩個人對於人生的規劃卻有著巨大的分歧，岳父岳母三番五次打來電話，老家的事業單位用人考試快開始了，希望他們能儘快回去，也能穩定下來。可是侯明傑還是想留在北京，儘管這一切的代價是漂泊。
“圍城”般的所在
張輝是應屆畢業生，學法律的他在前半年毅然投身省市縣三級公務員考試中，考取了家鄉———邯鄲市南部某縣檢察院一個職務。
“我在校期間成績不錯，也先後在幾個知名的律師事務所實習過。我覺得就像一些誇張的說法，‘現在社會上律師比打官司的還多’，當律師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混出個名堂，而且在父母眼中，公務員是‘鐵飯碗’，而且考回縣裡，生活壓力小，活得不會太累。”他說。
張輝很爭氣，一路過五關斬六將，以筆試第一、面試第二，綜合成績第一的排名成功躋身公務員行列。7月份大學畢業後在家宅了一個多月，就到單位報到了。
宅著的這一個多月時間，張輝連個聊天的人都沒有。“大學同學都在忙工作，有時候剛說幾句話就被回‘我這有活兒了，回聊’;國小同學呢，很多都在外打工，沒有什麼共同語言。在家那一個月就連玩遊戲都組不起隊來。偶爾刷刷微博、翻翻朋友圈，大家上傳的照片都是工作場景，發的文字內容也都與工作有關，相比之下，感覺自己活得很頹廢。當時我就想著趕緊報到，快點上班，在崗位上好好施展自己的才能。”張輝說。
終於等到了這一天，張輝正式到單位報到了。
“跟我預想的忙碌、被重用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每天上班就是讀讀書、看看報，好像提前進入了退休狀態。”張輝很無奈，甚至在微博裡發出感慨，“別人的生命都是那麼豐富多彩，我卻只能偏安一隅羨慕著別人的生活，感覺自己的生命正在一點一點地流失。”
但在一些朋友看來，張輝卻是“無病呻吟”，甚至有些“身在福中不知福”。他的大學同學吳洋現在石家莊一家律師事務所實習，用他的話說“每天累得像條狗”，卻只能領著微薄的薪水，但絲毫不能鬆懈，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失業。“我當時也考了公務員，但沒考上，所以現在只能留在這個單位，等著下一輪的國考、省考，或者在現在的工作崗位上能有出頭之日。”他說。
“公務員制度就像圍城，裡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卻削尖了腦袋想要鑽進來。可現在真讓我辭去公務員職務，出去尋找自己想要的未來，卻已經沒有了勇氣。”張輝嘆了口氣。
90後農民工的求職
李陽又要換工作了。
李陽今年24歲，但論資歷，已經是七八年的電焊工了。“怪我小時候不聽話，上國中的時候跟人打架被學校開除，後來也沒上高中。”李陽有些不好意思。家裡人怕他整天惹禍，就送去學了電焊。
幸運的是，李陽不僅對電焊特別感興趣，而且表現出極高的天賦，學得又快又好，不久就取得了相關資格證，開始了打工生涯。
“當時鋼鐵行業發展還不錯，我就在縣裡一家公司工作，後來活兒越來越少，公司就解散了。我們就分成了兩組，外出攬活兒。”李陽說。
“外出”兩字說起來簡單，可化成具體的數目可不簡單。“就說我們組，在那幾年往北去過陝西榆林、內蒙古通遼、黑龍江綏化，往南去過湖南郴州、貴州銅仁等等。走南闖北，現在可以說朋友遍天下。”李陽黝黑的臉上綻出笑容，露出潔白的牙齒。
李陽在組裡年齡最小，大家把他當小弟弟，都讓著他。“他當時正在長身體，在有的工廠幹活兒的時候伙食不好，只要開葷的時候，大家就把碗裡的大肥肉片子都攢起來給他吃。”工友李成說，“不過那時候行情好，基本上人均每日工資能達200元，技術稍微好點的甚至能有三四百，再加上偶爾的加班費，每個月最起碼能有6500元的收入，好多電焊工在家鄉都買了房。”
隨著鋼鐵行業的衰落，焊接工的工作越來越難做。“以前的活兒都接不過來，現在卻經常賦閒在家。”李陽說，“有時候就算承包下活兒，工資卻比以前少一半，這讓我們實在沒法接受。”
今年過年後，李陽沒再出遠門，他和幾位工友退出了電焊工的組，在家鄉一起加入了一個建築施工隊，跟著一個泥瓦工學砌牆。“這比電焊工作髒、累，但相較工資卻在上漲。我也到了適婚的年齡，該攢錢解決自己的人生大事了。”李陽說。
可好景不長，又出現了新的問題———建築施工隊經常拖欠工人工資。6月份，在三個月沒發工資之後，李陽他們向工頭討薪未果，又退出了建築施工隊。
在家閒了一個月後，李陽隨一位發小去了北京，加入了北京某保安公司。“我現在在北京理工大學國際學院當保安，每個月只有兩千多塊錢，但是這個工作相對靈活，我能隨時離崗。”他說。
在北京工作了一個月後，李陽的幾位工友也到北京投靠他，幾人在異鄉也算有個伴兒。
“暫時在這兒幹著，等鋼鐵行情好點，我們打算接著做電焊工。今年都過去三分之二了，希望明年一切都能好起來。”李陽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