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起，《遼寧省企業工資集體協商規定》正式實施：“拒絕開展工資集體協商的企業，將按企業不良信用行為記錄在案，向社會公佈”；“協商代表在任期內，非法定理由，企業不得解除其勞動合同或降低其工資、獎金、補貼等待遇……”
這兩條規定入地方法規，很給力、很必要。第一條是懲治拒絕開展工資協商企業的“殺手鐗”；第二條是保護參與工資協商的工會和員工代表的法律利器。
近年來，許多省市紛紛立法“強制”企業開展工資集體協商，並規定相應處罰措施。筆者通過閱讀、比較各地相關懲罰條款，發覺遼寧省下手“最狠”，規定最嚴，最有力度。將企業拒工資協商納入不良信用記錄，等於扼住了企業的“咽喉”。信用是企業的生命和市場經濟的“通行證”，在我國，企業的信用等級與工商年檢、質量監督、金融貸款等掛鉤考核，企業一旦背上不良信用，無疑將蒙受巨大的信譽和經濟損失，甚至寸步難行。將工資協商與信用掛鉤，企業不能不正視拒絕協商的巨大風險。
開展工資協商與企業信用“捆綁”，無論可行性還是必要性都無懈可擊。從可行性講，企業工資集體協商被寫入《勞動法》、《工會法》、《勞動合同法》，企業拒絕工資協商無疑是違法行為，不良信用本身就是一種輕度違法或違規，因此將企業拒協商作為不良信用記錄在案，適用法律正確，完全順理成章。
從必要性講，國務院和全國總工會要求企業開展工資集體協商近10年時間，但推進艱難，尤其在非公企業更難，主要原因是一些企業認為工資協商有利於員工，不利於企業，故而採取陽奉陰違的敷衍態度，甚至於公然拒絕。不久前廣東省總工會調查顯示，工資集體協商普遍存在老闆不願談、員工不敢談、不會談。“三不”現象的根子在於企業沒有積極性，老闆拒談，員工勢必害怕被“炒”、“穿小鞋”，自然不敢談。面對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方的.強勢地位，勞動者弱勢的普遍窘境，強力推進工資集體協商，保護弱勢者權益，就必須對不願或拒絕協商的企業進行懲罰，但如果處罰輕飄飄，無異於搔搔癢，同樣難保員工“話語權”，故對資方的拒談行為施加“嚴刑”，增強威懾，就顯非常必要，故，遼寧的做法可鑑。
筆者以為，將工資協商與信用掛鉤，只能解決老闆不願談的問題，不能解決工資漲多少。譬如企業會以種種藉口強調效益不好，只同意給員工加一丁點工資，如南京一家民企協商的結果是每月增加20元工資，工資協商演變成一場名存實亡的“滑稽劇”。如果對企業工資協商的考核延伸至工資漲幅之環節，無疑更能保護員工利益。近些年各地年年出臺職工工資增長指導線，如南京市2011年工資指導線為增長6%至13%，因不具強制性，政府指導線通常為“放空炮”，幾乎沒有企業理睬。如能將政府指導線納入工資協商考核，起碼保證工資增長不低於年度CPI指數，工資集體協商機制才稱得上完美無缺，名符其實，實至名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