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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省與啟蒙:經世實學 思潮與社會批判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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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經世實學;批判;思想家群體      [論文摘要]明清之際,隨著理學、心學的式微,在社會結構內部,出現了一股洶湧澎湃的經世實學思潮和社會批判思潮。本文擬以明清之際的思想家群體為例,從幾個側面對這股思潮做一評述。

反省與啟蒙:經世實學 思潮與社會批判思潮

明清之際是繼春秋戰國之後中國思想史發展的又一高峰,是思想家群體對秦漢以來的傳統思想觀念進行自覺反省和理性批判的時代。這一時期。中國社會處在由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過渡的十字路口。無論是在、領域還是在思想、領域,舊的傳統的思想觀念與新的先進的價值理念發生了激烈的衝擊和碰撞。社會面臨著一系列令人矚目的衝突和轉向。其中,最重要的思想表現形態之一就是隨著明清之際知識界、思想界對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末流的猛烈抨擊而興起的經世實學思潮和社會批判思潮。本文擬以明清之際的思想家群體為例對這一時期的思想特徵做一簡要剖析。

理學走向衰落與經世實學思潮的形成

任何一種思想文化形態的發展都有其前後繼承性。前一時代的思想不可能在後一時代突然消失,後一時代的思想也必然能夠在前一時代找到它的萌芽。從上看,每一個思想家、每一個思想流派都是在繼承前人已有思想觀點的基礎上形成、發展起來的,每一個思想家必須汲取前人已有的思想或學術成果,這是任何一個歷史時期思想得以存在和發展的前提和基礎。明清之際絕大多數思想家雖然在各自的學術領域成就斐然,或側重經學,或側重史學,或側重,或側重,或側重考據,但有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那就是他們大都是從朱學或王學分化、脫胎而來。一開始幾乎都是程朱理學或陸王心學的追隨者和信奉者。在理論或思想淵源上與朱學或王學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絡。如黃宗羲、孫奇逢、李顒、唐甄等人基本屬於陸王心學系統;顧炎武、王夫之、陸世儀等人基本屬於程朱理學系統。作為特定歷史的產物,任何一個人也無法擺脫“既定社會歷史環境”的薰陶和影響。當某一思想形態處於鼎盛巔峰期,某些人或可成為某一思想形態的繼承者、者和發揚光大者;當某一思想形態開始走向沒落衰退時,某些人或可成為某一思想形態的修正者、改良者乃至激烈的批判者。特別是在社會發生劇烈變動、處於興衰存亡的關鍵時刻就顯得尤為突出。也就是說,任何一種思想形態,從它開始存在的那一刻起,它內部就已包含著自我批判、自我否定的因素,就決定了它必然要走向自己的對立面。以理學為例,自北宋中期興起以後,歷經宋、元、明三朝長達六百年的發展演變,先後形成了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兩大理學流派。兩派雖問學路徑各有側重,程朱重“道問學”,陸王重“尊德性”;程朱重“格物窮理”;陸王重“發明本心”,此外兩派在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上如“心即理”與“性即理”、“人心”與“道心”、“天理”與“人慾”、“無極”與“太極”、“形而上”與“形而下”等都存在較大爭論與分歧,但在本質上他們卻是殊途同歸、一致百慮,即“同植綱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到明後期,隨著封建制度走向沒落,理學已淪變為“遊談無根”,“竭而無餘華”,完全以抄襲“宋人語錄”及“策論”為治學圭臬。嚴重脫離實際,變成了空疏無用之學,對明清以來的學風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使得一般士人沉湎於空談心性,不切實際,不諳時務。這種空疏無用之風,導致明朝社會的日益衰落和吏治的極端貪腐。隨著明後期各種矛盾日益凸顯,理學作為政治附庸的特點日益明顯。其腐朽性也更加暴露無遺,給社會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為了矯正理學所帶來的社會弊端,自明中葉後,學者遂自立門戶,學術朝兩個方向展開:一方面表現為王學運動;另一方面表現為古學(經學)復興運動。心血以繼承陸九淵的思想為己任,試圖取理學而代之。一時間,作為一種崛起於民間的思想形態,王學逐漸成為一種被社會上所認可的主流思想觀念,而理學則被一般士人所藐視。從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作為兩種不同價值觀念的遞嬗來看。儘管當時社會上普遍認同的價值觀是王學,但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仍然是程朱理學。這就是一個社會存在的多元價值觀的表現形式,也是一個社會不同階層所確立的不同的價值標準。上有所好。下未必一定好之;上有所惡,下未必一定惡之,這就是社會歷史發展的辯證法。

隨著中國封建制度日益走向沒落,無論理學還是王學,越發展越背離初衷,越發展弊端越暴露無遺,完全墜入尋章摘句、支離繁瑣之途。在這種情況下,一種對母體的批判意識便應運而生。這就是在批判宋明理學過程中逐漸形成的經世實學思潮和社會批判思潮。經世實學思潮具體表現為兩個方面:對理學的空談心性而言,主張經世致用:對理學的束書不觀而言,主張迴歸原典。這種新的思潮由萌芽漸至發展,成為與理學、心學相併立的新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形態。顯然,這是一種積極進步的、有前途有活力並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新的思想觀念,因而成為一種新的社會時尚,新的實學精神。明清經世實學思潮以“經世致用”為價值核心,在批判程朱理學“束書不觀,遊談無根”的基礎上。大力提倡經世致用、實事求是之學。把學術研究的範圍從儒家經典擴大到自然、社會和思想文化領域,對天文、、河漕、山嶽、風俗、兵革、田賦、典禮、制度等,皆在探究問學之列。讓我們假設一下,如果沒有大的政治變動和社會變遷。如果沒有社會轉軌所造成的失範和心靈震盪,或許這些思想家仍將徘徊在朱學或王學的世界中踽踽獨行。但是,歷史不容假設。社會的急劇變革一方面造成了社會固有道德觀、價值觀的瀕臨崩潰;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一大批社會的先知先覺者把自己融入社會變革的浪潮,緊緊把握時代脈搏,對傳統的道德觀、價值觀進行重新估價和評判。他們在對傳統舊價值觀進行全面反思和批判的同時,積極倡導一種新的思想,新的價值觀,試圖為社會提供一種新的價值導向,引導社會走出理學的氛圍。可見,學術文化的發展同其他文化的發展一樣,是在繼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礎上逐漸形成、發展起來的,是變革和延續、創新和繼承的辯證統一。

批判理學空談性理 倡導實學實行實用

經世實學思潮是批判理學空談性理的產物。經世思想在中國源遠流長。“經世”一詞最早載於《》一書,“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經世致用是中國文化中一以貫之的思想傳統。是中國知識分子實現其價值目標和道德理想的內在精神。“經世”思想在不同時期具有不同的含義:有時強調主體的道德修養;有時強調治國安邦平天下;有時強調實行實用;有時強調事功趨利。一般說來,中國傳統的“經世”思想體現了這樣一種價值走向:當社會處於穩定或“盛世”時期,“經世”思想表現得比較平淡;當社會處於轉軌或危機時期,“經世”思想就表現得比較明顯。明清之際,在中華大地上,湧現出一大批提倡經世致用的思想家,他們或以經學濟理學之弊,以復興古學(經學)為己任;或獨闢蹊徑,開諸子學研究之風氣;或探究“切用於世”的學問,以求實功實用;或會通西學,傾心於“質測之學”的研究,儘管他們各自在學術領域各領風騷、各顯風采,但他們有一個特點是共同的,就是在抨擊理學空疏之弊的同時,竭力提倡經世致用、實學實用,從學風、學術上呈現出一股崇實黜虛、舍虛務實的新風尚。他們共同形成了一個代表社會進步方向、符合時代進步要求的學派——經世實學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