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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與中國美學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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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在中國思想史上,朱熹是繼後的另一座高峰,其精神影響之深遠、之廣泛在中國乃至世界都是罕見的。朱熹的如何呢?這是長期以來研究中國美學的重大禁區和難題。毋庸置疑,朱熹有著極為豐富的美學思想。本文認為,朱熹是宋代美學精神的重要理論體現,同時也是中國傳統美學精神的弘揚與提升。中國傳統美學是一種人生美學,其性質和作用並不只是在於傳達美的知識,而在於培育和提升人的生存境界。“天人合一”“孔顏之樂”等無不表徵著這一理想和追求。朱熹的“心與理一”“平淡”等境界就是其最為具體的顯現。

朱熹與中國美學精神

關鍵詞:朱熹; 中國美學精神; 宋代美學; 美學; 審美境界

眾所周知,朱熹(1130-1200)是宋代的大思想家,同時也是中國思想史上的大家。朱熹以其博大的理論胸襟與勇氣,既結束了一箇舊時代,又開啟了一個嶄新的偉大時代。在朱熹那裡,有著傳統的人倫精神,有著的自然無為,有著禪家的清心一片,也有著屈騷的深情無限,更有著自己時代的整合精神與價值選擇。朱熹立足於儒家的人生價值觀念與追求,出入佛道,兼融並蓄,演奏著一首理想與現實、與審美之間張力與平衡的人生境界追求的美妙樂章。這一樂章的最強音就是從道德走向審美,去追求“孔顏樂處”、“氣象平淡”之最高人生境界——審美境界。

朱熹美學是其整個學術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在這個子系統中,有著十分豐富的內容和意蘊。朱熹生活在一個極富審美激情、審美創造和審美意蘊的時代,同時他自身又是具有旺盛的審美實踐能力和極高的審美趣味的審美者。時代的美學特色和自身的審美素質,外在的與內在的雙向互動造就了朱熹美學的特徵。其核心思想就是審美境界理論,這一理論有著中國傳統美學精神的底蘊,更體現著宋代美學的強大人文背景,由此也展示著朱熹美學的地位和意義。

一、宋代美學是中國美學的重要發展階段

關於宋代文化,陳寅恪有過較權威的論述:“華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1]因此,“宋代上承漢唐,下啟明清,處於一個劃時代的座標點。兩宋三百二十年中,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歷史時期內是座頂峰,在世界古代史上亦佔領先地位”。[2] 宋代文化是對唐代文化的一種新發展。隨之出現了中國古代文化史上的兩種最具典型性的文化形態: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3] 這兩種文化型別有著各自的特色、具有同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價值。宋代文化具有著更深的意蘊,將漢唐以來的崇高精神以更為理性的方式進行把握,呈現出一種真正的剛柔相濟、陰陽相生豐滿的文化正規化。我認為宋文化更能代表中國的血脈和實質。

如同整個宋代文化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一樣,宋代美學也是中國古典美學思想發展史上的高峰。宋代美學憑藉著先秦儒學美學、道家美學、詩經美學、屈騷美學,兩漢經學美學,魏晉玄學美學,隋唐禪宗美學的豐富而深厚基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行了整合、深化與建構。[4]宋代美學的整合、深化與建構,使中國古典美學走向成熟並達到新的高度。在整合中,宋代美學廣泛吸納各種學術思想,以儒家為本位批判吸收禪家和道家美學思想,從而獲取了自己時代所需的美學資源。在深化與建構中,宋代美學創造了新的輝煌、具有自己的審美價值追求及其特徵。

宋代美學的繁榮與發展,有著其特殊的社會、結構尤其是由此構成的強大人文作基礎。就社會結構而言,有宋一代,特重文人,並大力任用。文人地位的提高,的繁榮,學術的自由,市民文化的興起與繁榮都是美學繁榮與發展的重要契機。就心理結構言,思想的活躍,個體性的增強,抱負與矢志的矛盾,主體心靈的衝突日益加劇,同樣也為美學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滋生土壤。[5] 這種強大人文環境的營造,使得社會各階層雖地位有別、但主體心靈方面則有著共同的理想與抱負、價值追求和審美境界。那就是道德與文章(道德與審美)走向統一,倡導“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巨集願,在人生中追求著主體崇高價值的實現與完善。

人文環境突出地體現在對與的思考與實踐上。就哲學看,據有關研究資料表明,宋代哲學流派之多、人數之眾、名家之輩出、研究之深之廣、範疇命題數量之龐大都是中外古今之罕見。尤其是理學長足發展將中國古典哲學的理論和實踐功能都推向了極至,對中國古代社會後期的生存理念和思維方式產生著深刻而持久的影響。[6] 就藝術而言,復古運動、詞的繁榮、文人畫的興起、井市文化的興起與繁榮、大批身兼哲學家和家的大文人的湧現、理論研究的深入與哲思化等都使宋代藝術顯示出自身的獨特性。[7] 無論是哲學還是藝術在思考物件都是直面現實生活,整個人生。

朱熹可以說是這種人文環境培育的重要成果之一,朱熹美學是這種人文環境在美學上的集中體現,朱熹美學在宋代美學思潮中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

二、 朱熹美學是宋代美學思潮的重要代表

關於朱熹在宋代乃至在中國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明代哲學家莊定山指出:“屈原長於騷,董、賈長於策,楊雄、韓愈長於文,穆伯長、李挺之、邵堯夫長於數,遷、固、永叔、君實長於史,皆諸儒也。朱子以聖賢之學,有功於性命道德,至凡《四書》、《五經》、《綱目》以及天文、地誌、律呂、歷數之學,又皆與張敬夫、呂東萊、蔡季通者講明訂正,無一不至,所謂集諸儒之大成,此也。豈濂溪、二程子之大成哉?”[8] 我們可以從歷史事實和當代學者的研究中見出朱熹美學的重要地位。

崇尚理性、面對現實人生、追求平淡的藝術風格和自然性的人生境界是宋代美學的基本精神。宋代美學包括整個學術呈現著對儒、釋、道三大學派的整合態勢。“從三教鼎立佛教為首,到三教融合儒教為主,是唐宋哲學發展的總脈絡。”[9]在具體的整合中,各學派學者表現出各自的特色和差異性;但在以儒學為主導,強調審美活動的社會功用,有意識有目的地廣泛吸收道、釋諸學說的長處、尤其是禪宗的高度思辨性理論,來建構自己的理論體系上,則是一致的。從不同的學派來看,無論是“新學”、“蜀學”、還是理學都注重儒學道統,而對禪宗、道家學說廣泛融合。作為理學美學的集大成者,朱熹更為充分地體現著或代表著宋代美學精神。就目前美學界的研究表明:宋代美學精神比較突出的代表是蘇軾、朱熹和嚴羽。他們三人恰好代表著宋代美學思潮的三個基本維度,並共同構築著宋代美學的大廈,展示著宋代美學的基本風貌和神韻。就其各自對宋代美學的特殊貢獻而言,蘇軾代表著審美創造的方面,嚴羽代表著審美評價的方面,而朱熹則代表著審美哲學的方面,即朱熹在美學方面的最高成就不在於具體的審美規則,而在於整體性的審美哲學精神。這是朱熹美學的特殊性,也我們把握朱熹美學特徵的一個基本出發點。由此,在人們眼裡,蘇軾主要是一個文學家,嚴羽則主要是一個文學批評家,而朱熹主要是一個哲學家。這就不足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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