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合之眾是法國社會心理學家、社會學家、群體心理學創始人，居斯塔夫﹒勒龐的作品，原書名是群體心理學。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烏合之眾》的讀後感，供大家參考希望對你們有幫助。
《烏合之眾》的讀後感【一】
討論《烏合之眾》這本書的人很多，不太敢下筆。馮克利先生的序言把勒龐的生平、這本書的版本和流傳以及產生的影響都說得非常好。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奧爾波特的序，也指出了勒龐的成就與不足。這裡單憑記憶寫下他們的精彩評論：勒龐寫得內容蕪雜，謬論與精華俱存，粗略地講，他對於群體狀態的描述，往往精闢就裡，入木三分;而追溯原因之時，則荒誕不堪。
我比較關注他論述個體與群體關係的部分。這個主題在勒龐寫出之後，弗洛伊德等人也積極予以關注。二戰後的社會心理界對於群體的研究，差不多可以說是勒龐的註腳。此先按下不表，先說勒龐論個體與群體關係的部分。首先是在群體中的一般個體。《烏合之眾》最吸引我的地方，在於論述了個體在群體中的種種表現，用今日社會心理學的術語表述就是“去個性化”(也有翻譯成去個體化的，英文deindividualization)。這種狀態就是個體喪失自我意識，作出平常不敢做不會去做的事情。這種狀態有人在小說中描述出來了。
英國作者戈爾丁的《蠅王》描寫了一群孩子在荒島中的經歷。在沒有大人監管的條件下，孩子們漸漸失去文明世界的觀念。當孩子們塗上迷彩，作出原始人的舉動的時候，他們以此拋棄了文明，也拋棄了人性中規範性、自律性的東西。《蠅王》的故事是抽象人性變化的寓言，可以視為極端情形下的思想實驗。從精神分析的角度來看，如果把文明社會比作一個人格系統，大人及其代表的文明社會，其實就是超我。而塗上迷彩變成原始人的孩子，就是本我的體現。如果從去個體化的角度看，自我其實是受到以超我為代表的文明控制的，相應的，它也要滿足本我的需要，也就是弗洛伊德的“騎手與馬”的比喻。去個性化的實質就是代表文明的超我不起作用，個體遵循本我的能量作出平常做不出的事情。
在美國心理學家津巴多的.蒙面電擊實驗中也證明了這一點。參加實驗的人對於電擊的態度，取決於他們覺得是否能認識到自己的蒙面。蒙面意味著沒有自我特徵，因而更容易作出激進行為，即加大電擊的電壓(這裡不禁聯想到瓦哈比教派推崇的服飾)。回到《蠅王》中，即孩子們臉上塗上迷彩，也就遮住了面部。而面部是人類用以辨識他人資訊最重要的途徑，也是人類羞恥感的重要表現部位。群體中出現個性化的行為，也就意味著千人一面，你將無法辨別每一個有個性的個體;相應的也就無法找出具體行為的責任人。這其實就是法不責眾的另外註腳。
去個性化的極端方面，津巴多寫成了一本書，叫《路西法效應——好人是如何變成惡魔的》，顧名思義，去個性化的一個惡性方面，就是作惡。當然去個性化也有其好的一面，比如抗災搶險的時候，紛紛做好事不留名的時候。實際上，這都是環境對個體產生了不同影響。也是社會心理學研究取向的一個前設，即人類是如何在環境的影響下作出相應的機體行為的。
《烏合之眾》的讀後感【二】
公眾情緒早已存在，正如勒龐所說，一個群體形成後，曾經牢固的約束一個人的社會責任感就會蕩然無存，而群體的得到的，是最為原始的本能表達與宣洩，近十年間，隨著網際網路近乎爆炸式的發展，國內的公眾情緒力量悄然興起，並且難以遏制地呈現噴湧趨勢發展，成為社會中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曾經的《V字仇殺隊》，因為某些政治原因，一度禁止在大陸播出，僵持了一段時間之後才得以引進，劇中，人們反抗專制統治政府，試圖創造社會政治變遷的情節引人遐想，“人民不應該害怕他們的政府，政府應該害怕它的人民”更是點燃了許多人的一腔熱血，絕大多數觀看完影片的人，將片中的高壓統治，言論控制與某些黨派，某些政府聯絡起來，於是，這些原本四散於各地的人們，由於這部電影帶來的偶然的契機，形成了所謂的心理群體，一時間，有關《V字仇殺隊》的討論充斥於網路世界，關於建立新世界的幻想也成為了某些人的期望。勒龐在《烏合之眾》中提到：“人們在智力上差異巨大，卻有著非常相似的本能和情感。”《V字仇殺隊》作為一劑催化劑，暴露出某國社會地殼底層的一股憤怒的力量，這股力量包括了“社會不公”、“貧富懸殊”、“基礎秩序薄弱”、“生存壓力大”、“草根群體挑戰精英群體”……這些種種元素組合成了公眾的無意識結構，最終在公眾情緒膨脹之時徹底噴湧而出。
勒龐在書中指出，公眾情緒的傳染性，群體易於接受暗示的表現，正是公眾情緒高漲與氾濫，並易於控制的根源，《穹頂之下》記錄片的播出，一時間成為社交網路上最為火爆的話題。柴靜和她的團隊也經歷了無數的讚美和質疑，沸沸揚揚，起初的好評如潮，由於一些質疑的聲音和批評的意見，在幾日之後急轉直下，甚至開始了對於柴靜本人的人身攻擊，衝動，急躁，不思考，群體是無意識的，所以他在行動之前是沒有經過任何思考的，所有行為完全是下意識的本能反應。所以當他們看到柴靜的紀錄片時覺得震撼，當他們得知“原來柴靜是個老煙槍還做過小三”時，他們又立即調轉槍口對準了柴靜——“這個說一套做一套的綠茶婊”。在暗示和互相傳染的推動之下，一個個亦真亦假的訊息和真實事件混為一談，讓人們一度忘卻了霧霾，卻沒有人思考，“小三”和“霧霾”究竟有多大聯絡，正如反日遊行當中，舉起重物打砸同胞車輛的人，早已忘了自己究竟是在反什麼。
《烏合之眾》中提出，造成群體暴戾的根源，在於群體的無名化。群體是個無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擔責任，這樣一來，總是約束著個人的責任感便徹底消失了。生活的高度原子化，經常只能在群體的活動之中才能找到意義，因此人們的勇氣，大多通過群體來表達，在群體中擺脫了自己卑微的想法，感覺到了一種殘忍、短暫卻又強大的力量，人們平時遏制地慾望在群體中大量宣洩，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眼中的網路中的民意，總是充斥著傻氣和殺氣，“支援人販子死刑”的“倡議”一度在朋友圈瘋狂轉發，人們在感嘆民意的偉大之時，卻忽略了司法的公正，卻沒有思考民意是否絕對，卻沒有意識到，無限膨脹的民意，還在無限膨脹下去。
我們還應當看到，這種公眾情緒的高漲與氾濫，並非是“中國特色”，任何一個社會在轉型時期，都會面臨這樣的過程。隨著中國的不斷納入世界，經濟實力的提升，中國人的身份敏感性沒有減弱反而增強了，這與中國人由歷史原因所導致的過分自卑有著密切聯絡。對於民意狂熱的現狀，我們應做冷靜理性的認識，不應消極悲觀，更不應盲目樂觀。這可以說是一個社會從富足走向文明的必由之路。但是我們需要警惕的是：不要讓一種模糊的情緒，成為一種真正的信仰。如果當這種誇張和單純的情緒成為一種真正能夠主宰群體的力量，它對社會的傷害將難以估量。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歷史自有邏輯，歷史可以複製，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歷史已經讓我們看到了1890年—1920年間，美國如何在兩代人的努力下，變成了一個相對幸福、公正的社會，抑或是1976-2006年間，西班牙如何從佛朗哥年代的壓抑、封閉，變成了開放、自由、富有創造力新國家。當下，中國人正在躬逢一個大時代，而當身處其中時，是否每一個人都有能力，完整了解時代的面目與意義，時代的發展需要每個人真實的綻放自己，也需要獨立思考，積極探索，理想的不斷追求，從而跳出《烏合之眾》中，民族生命迴圈的怪圈，見證一段，不可複製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