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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城鄉居民教育獲得的民族差異及其影響因素探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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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教育平等化是西部各民族共享發展的前提和基礎

西部城鄉居民教育獲得的民族差異及其影響因素探析論文

“在現代社會中,教育是社會流動的動力機制。在我們能獲得資料而加以分析的所有工業化或正在工業化的國家中,對‘誰走在最前面’這一問題的最好回答,就是‘那些獲得了教育的人’”。 [1] 也就是說,一個個體能夠獲得多高的社會地位主要取決於他或她的教育水平;一個民族的發展速度和水平主要取決於民族成員的教育素質。

西部地區是我國少數民族主要聚居地,具有特殊的區情、民族構成以及五彩繽紛的多元文化。推動西部地區和諧發展,從本源上講,就是要實現各民族共同繁榮和共享發展。為此,費孝通早在西部開發前就曾指出: “發展經濟和教育是 21 世紀的兩大主題,對於 56 個民族來說,教育是根本”。基於“2010 年中國西部地區社會經濟變遷調查”資料,筆者重點考查了西部城鄉居民教育獲得中的民族分層或不平等現象,並特別關注與經濟改革密切聯絡的城鄉分割,家庭背景這些在中國其他地區亦普遍存在的制度因素和過程在塑造民族不平等中的作用,以探索族際教育分層產生的影響因素,為推動西部地區各民族共享發展提供參考建議。

二、統計描述:西部城鄉居民教育獲得的民族差異

為了描述分析西部地區族際教育分層隨時間演進的變化規律,筆者依據出生年份把人口劃分為五個同期群,以便對高齡組和低齡組的教育程度作對比分析。筆者之所以把蒙古族從少數民族中抽離出來,主要是因為蒙古族人口規模比較大,而且其教育程度相對較高,這與其他幾個人口規模較大少數民族的境遇不一樣。從時間推移的趨勢看,西部各民族人口的受教育程度逐年有所提高,民族差別逐年下降。這一發展趨勢主要是因為近年來,國家在少數民族教育上的投入逐年增加,不斷推動了少數民族教育的發展和進步。需要注意的是,統計描述僅僅是漢族、蒙古族、其他少數民族教育分層的總差異,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全部差異,若想分解重要變數的淨影響,只有運用多元統計模型才能實現

三、多元統計模型:族際教育分層及其影響因素

為探究西部地區各民族人口教育獲得的淨差異,我們引進了多元統計模型。目前在國內,教育獲得研究一般採用兩類模型,第一類是以受教育年限為因變數,第二類是以升學率為因變數。由於資料的適用性問題,筆者採用了第一類模型,即以受教育年限為因變數。模型把民族(蒙古族、回族、藏族及其他少數民族)、戶籍身份(城鄉)、14 歲時父親的政治面貌、工作部門以及父親受教育年限等設為自變數。蒙古、回、藏等民族人口規模較大,族際互動頻繁,在西部地區和諧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故單獨羅列,以便清晰地反映他們與漢族之間的教育分層機制。

三個巢狀模型的統計結果。模型 1納入了民族變數,統計發現,蒙古族在教育獲得方面具有明顯優勢,平均比漢族多了 1.067 年,回族具有一定的劣勢,平均比漢族少了 2.174 年,藏族平均比漢族少了 5.592 年。模型 2 納入了戶籍身份變數,可以看到統計結果發生了驚人的變化,蒙古族優勢減弱,回族和藏族的劣勢明顯下降,其他少數民族從劣勢轉為優勢,R2 翻了一番,在控制民族變數的條件下,西部農村居民比城市居民的受教育年限平均少了 3.654 年,這表明戶籍身份或城鄉差距是造成民族之間教育不平等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西部地區,地域廣闊,又處於偏遠欠發達地區,城鄉差距比東部、中部更大。由於師資、教育設施和經費等方面的不利因素,西部農村地區的教學質量、學風校風同城市相比具有天壤之別。這與韓怡梅的研究結果相近,即族際教育分層的原因部分在於城鄉差距,學生成績差異主要體現在地域之間,而非民族之間。模型 3 引入了家庭背景變數,均為個人 14歲時父親的社會地位變數。結果顯示,父親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其子女受教育年限平均增加 0.39年;父親的政治面貌也有作用,黨員子女的受教育年限比非黨員子女的受教育年限平均高出 0.638年;父親供職部門為體制內,其子女受教育年限比其他人高出 0.596 年。總之,家庭背景變數同樣具有重要解釋力,R2 增加了 50% ,民族間的淨差異顯著減少,沒有減少的部分估計和民族語言、教育理念、傳統文化等因素相關。

綜合比較所有影響變數的標準化迴歸係數,城鄉分割是西部居民教育獲得最為重要的影響因素,其次是 14 歲時父親的受教育年限,之後才是民族差異。換言之,多因素的疊加作用,特別是城鄉分割、家庭背景等因素的合力,形成了民族之間的教育分層。

四、討論:族際教育分層與各民族共享發展

教育是社會進步與技術發展的產物和需要,具有普遍主義的性質和平等化的效應。在現代社會,通過教育,那些處於社會下層的人才能獲得向上流動的機會,改變祖輩們傳承的身份地位。如果人們的教育機會都是相同的,而且採用一致的評價機制,社會結構的扁平化並非夢想,不管是農民、城市貧民出身,還是少數民族身份,都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獲得相似的教育資本,在市場競爭中處於平等競爭地位,社會結構便會趨於“橄欖形”,即大多數人處於中間階層,具有優越的小康或富裕生活,只有極少數精英人物因為天賦和勤奮獲得較高的社會地位,以及少數個體因為先天條件或後天努力不足,處於社會底層,這便是共享發展理念的核心和主旨。

但是,現實情況是,教育體系嵌入於社會之中,任何一個時代、社會、地區,教育機會分佈、教育過程控制、教育成就的獲得都與社會環境有關。西部地區是我國多民族共同生息繁衍之地,各民族共同繁榮、共享發展是當地乃至整個中國社會和諧穩定的前提和基礎。時下,中國社會處於市場轉型加速期,階層分化比較嚴重,這在西部地區也不例外。而且,在西部民族地區,區域差異、城鄉差異、階層差異都比較明顯。少數民族主要分佈在偏遠地區和農村地區,因而,這些差異最終表現為民族之間的差異,也就是民族分層。

在當前的市場體制之下,相當一部分資源由市場按照效率原則配置,處於偏遠農村的少數民族低學歷人口,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人力資本缺乏,競爭意識不強,容易被邊緣化。因此,只有推動教育資源共享與教育機會平等化才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各民族共享發展的前提和基礎。

本文分析發現,西部居民教育獲得的影響因素主要是城鄉分割和家庭背景差異。中國社會特殊的城鄉二元結構是影響教育機會分配的重要因素之一。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誘發了城鄉之間師資力量、教學設施和辦學經費的嚴重不平等。農村兒童受教育水平普遍低於城市兒童,自 20 世紀 80年代以來,戶籍身份對教育獲得的影響作用不斷上升。相對而言,農村人口的教育獲得面臨機會上的`不平等。教育機會的城鄉差異,源自財政投入和教育資源偏向城鎮,嚴重限制了農村和欠發達地區孩子的教育機會,致使農村孩子升學率偏低,教育期望不高,學習動力不足;父母的文化程度較低,不能為子女提供有效的學習指導,從而形成惡性迴圈。總而言之,由於西部少數民族大多聚居於鄉村,甚至一些民族的農村人口超過了 80% ,城鄉分割不利於農民的教育獲得,進而影響人力資本和社會競爭能力,誘發了民族之間的社會經濟地位差距。

家庭背景同樣會影響族際教育分層,由於相當一部分少數民族家庭資源有限,限制了子女的教育獲得。家庭經濟條件,往往決定了孩子教育的投入份額。父親的受教育水平,決定父母對孩子教育的期望和付出,受教育水平較高的父母往往對孩子的教育期望較高,投入時間多、精力大,也能有效地輔導孩子課外學習。父母具有較高的政治資本,就意味著擁有豐富的社會資本,在孩子升學、擇校、教師關懷等諸多方面具有優勢。反之,貧困家庭的孩子缺乏資本、文化等方面的環境支援,容易傳遞不良資本,造成惡性迴圈。

另外,模型中沒有得到解釋的部分歸因於民族性,此項因素的作用機制十分複雜,且其間有大量難以測量的變數,如民族偏見、民族語言、傳統文化等。

結束語

西部城鄉居民的教育水平逐年提升,民族之間的差距有所下降,但差距仍然顯著。城鄉差別、父親受教育年限等家庭背景變數是民族之間教育分層的主要影響因素。換言之,由於西部少數民族人口大多聚居於鄉村地區的非富裕家庭,缺乏社會支援而造成了族際教育分層,因而,要想消弭西部教育發展的民族不平衡,並以此推動西部各民族共享發展和共同繁榮,還需從改善廣大中下階層的受教育環境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