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制度變遷理論認為，經濟組織執行的效率是引起制度變遷的關鍵。因為人是理性的，只有制度變遷所帶來的預期收益超過推行新制度所產生的成本時，人們才會主動參與和支援有效率的體制創新。在距今1.1萬年前，隨著人口數量的增加，對野生自然資源的需求競爭日趨激烈，造成狩獵勞動的生產效率下降。同時，人們在長期的採集活動中，通過觀察，逐漸掌握了植物的生長規律和栽培方法，農業生產的預期收益逐漸超過狩獵勞動的收益，再加上種植規模的擴大，參與人數的增加，生產技術的提高等因素的綜合作用，進一步促進了農業生產成本的降低。這樣，人類就在狩獵經濟向農耕經濟轉變的過程中自發形成了樸素的“重農”經濟思想。其中“周”的始祖就以“稷”為名，要求各國“郊祀后稷，以祈農事”，用“社稷”(其中“社”是指供養萬物生長的土神，而“稷”則泛指了代表各種糧食作物的穀神)象徵國家政權，而且提出“夫民之事大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故王事唯農是務!”(《國語·周語上》)可見，是人們追求高效率生產方式的願望轉化為“重農”思想產生的原始動力。
與此同時，隨著冶金技術的成熟、社會分工的深入和專業化水平的提高，勞動生產率得以進一步上升、勞動產品的種類和數量進一步增加、市場規模日益擴大、商業活動日益繁榮。應該說，商業的出現和繁榮同樣是人們追求效率的結果。可是歷史卻在此時產生了“抑商”的制度安排，即封建統治者所設計的抑制商業發展的制度安排沒有體現效率原則，形成了著名的“諾斯悖論”現象①。
二
如何解釋中國製度變遷史上出現的“諾斯悖論”呢?傳統觀點認為，“抑商”思想的形成是因為封建統治集團考慮到“重商”制度帶來的預期收益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而“抑商”無論是維護封建統治基礎，還是通過國家壟斷、特許專賣等手段獲得統治租金，其預期收益和推行成本都較之“重商”更加有效，所以封建統治者認為“重農抑商”的制度安排是維護封建統治集團效用最大化的選擇。於是，在公元前359年，商鞅在秦國強制推行旨在“富國強兵，統一天下”的“農戰論”經濟改革，其中的核心思想就是“重農抑商”，因為他看到很多人“事商賈，為技藝，避農戰”，而“避農，則民輕居；輕其居，則不為上守戰”。所以說，“抑商”應該是強制性制度變遷造成的結果。
儘管這種觀點承認封建統治集團憑藉強制力量推行有利於本集團利益的經濟體制和分配模式是形成“重農抑商”思想的直接原因，但它卻不能解釋這種非均衡制度在嬗變中為何不但沒有因為外族入侵、農民起義和朝代更替被打破，反而被日益強化的歷史事實。
三
孫明山：“重農抑商”思想嬗變的博弈分析本文認為誘致性因素才是導致封建制度被長期“鎖定”②的重要原因。亞當·斯密曾在《道德情操論》(1759)中說過：“在人類社會的大棋盤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行動規律，它和立法者試圖施加的規則不是一回事。如果他們相互一致，按照同一方向作用，人類社會的博弈就會行雲流水，結局圓滿。但如果兩者相互牴牾，那博弈的結果將苦不堪言，社會在任何時候都會陷入混亂當中。”所以，“重農抑商”經濟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其實就是封建地主集團與農民在特定約束條件下公開的或不透明的進行博弈或討價還價的結果。當廣大農民在封建地主集團強力推動“重農抑商”思想的壓力下，在自利動機和效率機制等誘致性因素作用下，發現違背封建統治者制定的經濟政策所帶來的預期收益小於由此可能遭受的懲罰或制裁成本時，就沒有人存有偏離現成制度框架的衝動，“重農抑商”思想就可以在封建統治集團可控制的範圍內按照既定軌道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