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傑出的人文學者，任繼愈先生提出各個民族“共進”這個概念有重要意義。“共進”包括共同繁榮，經濟的、政治的，以至文化的;但同時還包含共同進步，共同向前發展。
中華民族的整體就是由不斷進步，不斷髮展形成和維持的。日新日日新以及維新和革命，也應該體現在兄弟民族中。漢族和各少數民族在進步和發展上，理論上應該是同步的，儘管事實上不可能。歷史和自然的條件形成的所謂事實上的不平等，主要表現在發展的不同步上。憲法有條規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風俗習慣的自由”。這兩大自由體現了民族自治的精神，非常重要。但某些解讀或做法卻不一定全面準確，譬如，語言文字上多偏重“使用”，對“發展”多理解為純一和非他，而不注意是否便於交往和溝通;在風俗習慣上，多偏重“維護”而忽視“改革”。從人文學者的觀點看，這兩大自由應該與“平等、團結、互助”聯絡起來解讀。其中最重要的是“平等”。假若在“語言文字”和“風俗習慣”的自由選擇上拉大了差別，有可能造成民族間新的不平衡，拉大先進與後進的不平等，而這種不平等又絕對不是用法律或政治手段可以消除的。
這裡就涉及一個民族覺醒和革新的問題。在特定意義上可以說，中華民族是因為落後被外國人打醒的，所以深感“落後就要捱打”的痛楚。覺醒的第一件事是反思;反思的第一個動作就是向打我們的強者學習，學人家的物質文明，購買人家的大炮輪船，以替代神拳咒術，刀槍劍戟，這叫洋務;這也不行，就來改革秦漢以降行之有效的政治體制，改君主獨裁為君主立憲，這叫維新;這也不行，於是乾脆，把歐美最完美的民主正規化拿來，發動革命，徹底推翻帝制，成立民國。結果還是不行，那就再來，來一次思想文化上的大反思，這就是五四運動，對我們華夏文化的傳統做了一次最全面最深刻的審視和再認識。結果，結果大家都知道了：馬克思主義進來了，中國共產黨成立了，接著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一個人口近14億的.中華民族在世界上空前繁榮和強大起來了，而改革開放的步伐依然沒有停止下來：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還得以百年計的奮鬥!
革除舊的，吸收新的，是樹常青、人長壽之道。生物一刻也不能停止呼吸，一呼一吸就是除舊佈新。沒有聽說吃豬肉就變成豬的;吃羊肉就帶有了羊性。吃豬羊和吃青菜蘿蔔一樣，都是為了營養身體，健康肢體的。華夏文化的一大優點，就是不拒絕外來文化，不盲目排斥外來文化;而且還善於依據自身的需要吸取外來文化，用來滋養和豐富自己的文化。佛教本來產自印度，但在印度，佛教基本上消失了，可在中國卻發達起來，不但有二千多年曆史的漢傳佛教，而且還有一千多年的藏傳佛教，它們都成了中華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馬克思主義原產於歐洲，風行於歐洲，奇怪的是，真正取得勝利並正在發揮著指導作用的，恰巧也在中國。古代中國接受了佛教，但拒斥7世紀即開始向中國不斷傳播的基督教;近現代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而拒斥西方強大的資本主義思潮。這一文化現象，值得所有人文學者深思，要有個合理的解釋。
總之，我們各民族都有個審視自己的風俗習慣問題。就以藏傳佛教言，它在元代屬於國教，帝師、國師都出在藏傳佛教體系中，其效果是將蒙、藏兩族同漢族一起在文化上聯接起來，在元王朝統一中國上起了積極作用，至於明、清，藏傳佛教雖然已經失掉了元代那種政治上的顯赫，但它為藏蒙兩族所共同信仰的格局基本未變。然而進入近現代，差別就拉開了。我曽為多傑才旦主編的《西藏封建農奴制社會形態》寫過一篇讀後感：《認識藏傳佛教的重要前提》，認為在民族發展上，西藏“與同樣信奉藏傳佛教的內蒙古相比，顯得滯後了許多，而究其原因，在於它的農奴制度”——這個政教軍三位合一而以“教”為體的農奴制度，以及由此造成的封閉性和對思想文化的控制，令它“缺乏自由人和獨立的知識分子，也就缺乏倡導和啟蒙的中堅力量”。內蒙與之不同，有不少蒙族同胞受內地影響，特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記得他講過這樣的話：一個民族要存活，要繁榮，首先要勞動生產，大家都去當喇嘛了，哪裡來的勞動力?把勞動所獲都供養都送給寺院去了，如何擴大再生產?同樣重要的，是要結婚;出家不婚，人口從哪裡來，民族如何延續?他的倡議得到了蒙族知識分子的歡迎和擁護。改革開放後，國家落實宗教政策，撥了一筆不小的款項用於修復寺院。我的一位內蒙古大學的蒙族同事好友向我大發牢騷：幹嘛，還要愚民啊?為什麼不可以用於教育?他叫林辰，是元史和蒙古學領域的一流學者，他告訴我，他應當是個活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