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著名戲劇家孔尚任的《桃花扇》和洪昇的《長生殿》向來被人們譽為清初劇壇的“雙璧”。孔尚任，字聘之，又字季重，號東塘，別號岸堂，自號雲亭山人。山東曲阜人，是孔子六十四代孫。孔尚任最著名的作品《桃花扇》是以侯方域、李香君的愛情故事為線索，寫南王朝興亡的歷史劇。作者在《桃花扇小引》中說：“桃花扇一劇，皆南朝新事，父老猶有存者。場上歌舞，局外指點，知三百年之基業，隳於何人?敗於何事?消於何年?歇於何地?不獨令觀者感慨涕零，亦可懲創人心，為末世之一救矣。”這是一部有意創作的政治歷史劇，而且此劇也比較重視歷史的真實，然而《桃花扇》並非史書，而是通過人物形象和戲劇衝突來反映社會生活的。孔尚任對劇中人物有一個完整的設計，《桃花扇》的愛國主義，主要是通過它所塑造的眾多具有典型意義的人物形象來表現的。作品描繪了一系列具有正義感的正派人士形象，如史可法、侯方域、李香君等人，同時也譴責了導致南明亡國的閹黨餘孽馬士英、阮大鋮之流。這裡，就對作品的男主人公侯方域作一點簡單分析。
總的來說，劇作家基本上勾勒出了一個具有正義感、忠於愛情、正直而又軟弱的明末封建知識分子的形象。
侯方域作為《桃花扇》中的男主人公，雖然較之女主人公李香君，是不夠鮮明和生動的，他無論在政治、品德上都稍嫌遜色。但他有他的肯定之處。首先，他具有正義感，是個正直的知識分子，有一定的政治理想和才能。
侯方域雖然性格淳厚，灑脫，是個城府不深的年輕人，但並不能說他很幼稚、毫無見解，他真正辦起事情來的時候，也還有一定主見的。比如說，在“阻奸”一齣戲中，鳳陽督撫馬士英和阮大鋮等主張擁戴福王，而侯方域反對這個意見，提出了福王有“三大罪，五不可立”之說。又如在“爭位”這齣戲中寫侯生對當前局勢的看法比史可法還有先見些，文中這樣描寫：
(見生介)世兄可知今日四鎮齊集，共商大事，不日整師誓旅，雪君父之仇了。(生)如此甚妙!只有一件，高傑鎮守揚、通，兵驕將傲，那黃、劉三鎮，每發不平之恨，今日相見，大費調停，萬一兄弟不和，豈不為敵人之利乎?
此時史可法心中也許還不以為然，然事實果然不出侯生所料，四鎮各不相下，爭起座位來，史可法只好說：“候兄長才，只索憑你籌畫了。”由此可見，侯生還是有一定的見解和政治才能的，在反對權奸的鬥爭中堅持了正義的立場。
其次，侯方域在一些地方表現出來的過而能改，從善如流的優點，也是應該肯定的。例如，侯生一開始糊里糊塗地接受了“助奩”，而李香君“卻奩”之後，侯生說：“好!好!好!這等見識，我倒不如，真乃侯生畏友也，(向末介)老兄休怪，予非不領教，但恐為女子所笑耳。”侯生接受“助奩”確實糊塗了些，但在李香君的正氣面前，他對自己的錯誤也有所意識，接受了李香君的勸說。他說：“這些箱籠，原是阮家之物，香君不用，留之無益，還求取去罷。”
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侯方域作為明末封建知識分子的代表，他在堅持與閹黨進行鬥爭的同時，時常表現出軟弱和動搖。侯方域不是那種具有強烈鬥爭精神的人，與陳定生、吳次尾等人相比差得很多，他經不起暴風驟雨的'襲擊。在復社文人與阮士鋮的鬥爭中，他往往採取一種調和的態度，總以某種善良的願望來推測阮大鋮這樣的奸佞之徒。比如說在“卻妝”這齣戲中，當楊友龍明確告訴他阮大鋮給香君妝奩，不過是交納他的意思，他竟然說出這樣的話：“原來如此，俺看圓海，情辭迫切，亦覺可憐，就便真是魏黨，悔過來歸，亦不可絕之太甚，況罪有可原乎。定生次尾皆我至交，明日相見即為分解。”如不是李香君的勸諫和果斷的“卻妝”舉動，便可能造成政治上的失足，又如在“鬧榭”這一出中陳定生、吳次尾對阮大鋮要採取果斷的行動，陳說：“好大膽奴才，這貢院之前，也許他來遊耍麼?”吳說：“待我走去採掉他鬍子。”侯方域則加以勸止：“罷罷，他既迴避，我們也不必為已甚之行。”侯方域在這場合跟其他人的態度大不一樣，是攔住他們，固然，公子秀才們意氣用事不一定正確，但憎恨奸人之心是強烈的，也是該有的，而侯生則沒有這一點鬥爭性，不過是個“爛好人”而已。而且他這麼做，並沒有讓阮大鋮對他寬容，反而適得其反，在阮大鋮東山再起之時便把誣陷之詞首先加在他頭上，並要置他於死地。在第十二出“辭院”開頭，阮鬍子是如此無中生有地陷害人的：
(副淨)老公祖不知，他與左良玉相交最密，常有私書往來，若不早除此人，將來必為內應。(淨)說的有理，何惜一人，致陷滿城之命乎?(外)這也是莫須有之事，況阮老先生，罷閒之人，國家大事也不可亂講。(別介)請了，正是“邪人無正論，公議總私情。”
而侯方域則沒有壞心意，覺得他怎麼會有那樣害人的壞心腸?當楊友龍趕來告訴他“阮圓海對著大眾說你與寧南有舊，常通私書，將為內應。那些當事諸公俱有拿你之意。”這時，他還書生氣十足，說什麼：“我與阮圓海素無深仇，為何下這毒手?”以己度人，終吃大虧，雖然這突出表現了侯生的善良淳厚，但也從中看出了他的軟弱性。
侯方域不可能鬥爭到底，他在鬥爭中受到挫折，處在逆境中時便會消沉下去。例如在“會獄”一齣戲中，他被捕入獄後，在獄中的所見所聞，使他心灰意冷，毫無鬥志，甚至可以說侯生是一個膽怯的知識分子，而不是一個革命家，至於他要“虛庭一步”，不過是書生的積習難忘，並非在困厄之境仍然好不畏懼，他覺得自己無故落難，獨明月還來相照，不期然而然地產生感激的情懷，才想步月遣愁，然終因書生膽怯，仍然臉帶愁容，感到凶多吉少，只是認為自己系司徒公的孫子，朝中不乏親戚故舊，一定會有人設法營救，還不至於十分駭怕，但當他看到眼前悽慘的景象，便愁上加愁了，正如文中所描寫的：
[忒忒令]碧沉沉月滿天，悽慘慘哭聲一片，牆角新鬼帶血來分辨。我與他死同仇，生同冤，黑獄裡半夜作白眼。
“獨立多時，忽然毛髮直豎，好怕人也!待俺喚醒陳、吳兩兄，大家閒話”
“毛髮直豎，好怕人也!”由此兩語足見侯生的膽子怯得很，一點也沒有個革命志士那樣置生死於度外，在第三十三出中看到主謀擁潞王而拒福王的周鑣、雷寅乍被拖出去處死刑時，他甚至看呆了，這些都表現了侯生的怯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