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在中國現階段，民營企業競爭力的提升不是無條件的，而是有條件的,並且面臨很多困難。下面是本站小編為你帶來的民營企業競爭力提升瓶頸分析，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根據我們所做問卷調查以及相關研究的積累，多重因素制約著民營企業競爭力的提升。
治理結構先天不足
在一定階段，集權式治理結構和家族式管理，對於民營企業的生存與發展並不是毫無意義的，相反，它可能更有助於形成民營企業的競爭力。但是，從長期發展和進一步提升民營企業競爭力角度看，民營企業從傳統的家庭制轉向現代制，勢在必行。
到目前為止，中國大多數民營企業在本質上仍然是家族控制型企業。家族制雖然能夠適應現階段中國的國情和企業發展的實際，但它畢竟是一種原始的企業產權形態和組織結構。這種產權形態和組織結構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有積極的一面，如企業內部各主要成員間的信任成本較低，從而有助於較小規模企業實現更有效的組織與管理;另一方面，它也有消極的一面，如只相信“自己人”，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業在更廣的範圍選擇更有能力的人更有效地配置企業資源。
集權式管理是民營企業競爭力的來源之一，但發展到一定時候，又會成為更大競爭力形成的阻礙。尤其是那些已經完成了原始積累，開始新一輪高速增長的企業，這個問題顯得更為突出。
創新能力嚴重滯後
民營企業之間的競爭，已經發展到了價格競爭普遍存在，但開始讓位於創新能力競爭的階段。創新已成為企業有無競爭力和競爭力大小的一個重要標誌和因素。任何一家企業，不管其規模大小，從事什麼行業，只要離開了創新，就不可能有持續的競爭力。正泰集團、萬向集團、聯想集團的實踐均表明，強烈的企業創新衝動與偏好，是大幅度提升企業競爭力的一個重要條件。企業競爭力的提升，反過來又會進一步激發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實現企業的更大發展。
調查發現，很多民營企業由於規模小、融資能力差，而沒有足夠的實力去進行產品和渠道的創新。另一方面，他們也滿足於跟隨和模仿戰略，甚至是盜用其他企業的技術，甘願冒道德和法律的雙重風險。此外，由於民營企業大多在傳統產業，創新較難在短時期內產生明顯效益，這也在客觀上造成了民營企業創新能力的不足。從長遠的發展來看，這將是制約民企競爭力進一步提升的重大瓶頸。
“人才荒”日漸突出
在這次調查中，接受採訪的企業幾乎無一例外提到人才儲備的`不足。尤其是當企業從單一產品生產經營模式向跨行業生產領域轉型，實行多元化發展時，就更離不開科技人才(包括技術工人)、管理人才和市場開拓人才了。
目前存在較多的問題是，要麼招不到合適的人才，要麼留不住人才，再就是人才的來源單一，往往侷限於企業所在地。許多民營企業之所以不能招聘到合格人才，也難以留住人才，主要是由於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物質待遇和工資性收入低。由於許多民營企業是建立在縣域範圍內，遠離大中城市和教育、科研中心等人才匯聚的地方，因此，民營企業過低的工資和福利難以吸引到人才，或者吸引來了人才也不能長久留住;二是許多地方的社會發展水平，主要是文化教育水平、城市發展環境不理想，人才不願意來;三是民營企業往往不能給人才發揮更大作用提供足夠的空間。
因此，如何創造條件，“栽好梧桐樹，引得鳳凰來”，並且創造符合現代價值觀念的企業文化，就成為可能影響到民營企業可持續戰略的重要因素。
商務成本居高不下
土地、資本、勞動力價格、資訊和與政府管理部門的交易費用等共同構成企業的商務成本。目前，商務成本已經成為影響民營企業競爭力提升的一個非常突出的因素。
排在第一位的，是過高的土地價格。中國民營企業仍處於主要依靠外延擴大再生產和提高競爭力的階段，對土地具有高度依賴傾向。我們對浙江民營企業的調查訪談也表明，不論企業規模大小，幾乎所有企業都認為能否獲得便利和便宜的土地使用權，是制約本企業競爭力提升的一個重要因素。調查發現，在浙江，幾乎所有外遷企業的首要原因是由於土地使用不能得到滿足。其次，還與土地供給價格過高，導致商務成本缺少競爭優勢有關。1999年以來，杭州、寧波等地房地產市場一直領漲全國，地價相當昂貴。溫州市工業園區的工業用地價格高達40萬元/畝，市區商業用地則拍出了1120萬元/畝的天價，而上海市青浦區的工業用地出讓價僅2萬元/畝，浦東、崑山的價格均在8萬元/畝左右。在中西部有些地區，當地政府可以提供價格更為低廉的土地，甚至是零價土地。
除了土地外，對於民營企業來說，資訊成本也是決定企業商務成本從而決定競爭力高低的一個重要因素。如果一個企業能夠以較低成本獲得有價值的資訊，就等於抓住了本企業進一步發展的機會，當前中國的問題是各地資訊化程度不同，落後地區的民營企業獲得資訊(包括技術、市場和政策)的代價過高，從而影響了該地區的企業競爭力的提升。至於企業與政府管理部門打交道所發生的交易費用，更是影響民營企業競爭力提升的一個重要因素。這主要是由於中國經濟至今仍未擺脫“審批經濟”的困擾，因此，在企業成本構成中必然有一塊與政府管理部門打交道的交易費用，包括政府壟斷部門的各種不合理攤派、收費、拉贊助，政府中某些官員的“尋租”收入等。根據我們對浙江等四省的調查，這方面的費用還是比較多的。
融資能力成致命瓶頸
目前，民營企業的融資渠道相當單一，絕大部分還是依賴向銀行貸款。由於中小型企業擁有的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特別是商譽)較少，從銀行獲取抵押貸款和信用貸款的能力有限，企業又達不到在資本市場上直接融資的要求，從而也難於獲得風險資本的支援。而上市融資由於門檻高，而民營企業的“次國民待遇”讓他們很難直接進入。此外，浙江、廣東等地企業自發形成了一種企業隱形聯合體，在這個聯合體中，成員企業可以相互拆借，到期歸還本息。例如，僅在溫州和台州就有3000億元左右的民間資本在流動。近年來，少數實力雄厚的民營企業，要麼到香港和美國的金融市場融資，要麼用買殼上市的方式“曲線救國”。但這畢竟只有極少數的企業可以做到，對大多數企業而言，仍然需要有更簡便快捷的融資渠道。
我們在調查中發現，不同省份由於市場化程度不同，民營企業融資環境也不盡相同。沿海各省的市場化程度較高，民營企業的融資環境就相對寬鬆，競爭力也較強。資料表明，浙江有33.61%的被調查企業能夠從國有商業銀行取得貸款，遠大於其他三省的比重。
民營企業在解決了生存危機之後，要想發展，對資金的需求量更大。這時，由於融資渠道的不暢通，很多專案不得不延後甚至是放棄。
軟環境亟需完善
長期以來，涉及民營企業發展的各項政策和制度中，最突出的問題是系統性的“次國民待遇”問題。儘管從總體上說，近年來政府對發展民營企業的政策和制度已經大大改善，但由於人們在認識上存在的各種偏見根深蒂固，因此，民營企業競爭力的提升還必然會經常受到來自於政策面和制度面的種種歧視。政策和制度上存在的地區性差異，在客觀上也造成了不同地區民營企業競爭力的差異。浙江民營企業發展快、競爭力高，主要原因是該省在制度和政策方面進行了創新，而湖北、四川和吉林民營企業發展之所以落後，也同樣是因為在政策和制度創新方面落後於浙江。